center劉誌學
center（中共誌丹縣委黨史研究室）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的重心從城市向農村轉移。1928年，劉誌丹回到家鄉保安縣（今誌丹縣），領導陝北人民群眾開始創建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在劉誌丹的正確領導和指揮下，根據地的革命力量逐漸發展壯大，根據地的範圍不斷擴展和鞏固。人民群眾在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中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先後三次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對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重兵“圍剿”，多次戰勝了來自黨內“左”傾錯誤思想的幹擾和破壞，使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成為土地革命後期全國唯一保存下來的一塊革命根據地，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落腳點。劉誌丹領導陝北人民創建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成功經驗也為我黨領導全國革命提供了寶貴的曆史借鑒，尤其是劉誌丹的統戰思想“三色論”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使共產黨逐步改變了對蔣介石的政治態度，推動了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迅速形成，從根本上扭轉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局勢。
@@一、“三色論”的形成和提出
劉誌丹出生在陝北農村，從他的童年時代開始，中國社會就處在大動蕩、大變革的曆史時期。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15年李大釗、陳獨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和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在青少年時代的劉誌丹頭腦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用自己涉世未深的覺悟和智慧，開始觀察和審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1922年劉誌丹帶著強烈的求知欲考入榆林中學。入學後，在魏野疇、李子洲等共產黨員教師的影響和引導下，劉誌丹如饑似渴地閱讀《向導》、《新青年》等進步書刊，開始學習和接受馬列主義，他帶頭發起和組織學生自治會，並當選為會長，積極開展各項社會活動：推銷革命書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時事研究會、文學研究會、劇社、畫社，開辦平民小學，同陝北軍閥井嶽秀操縱的封建迷信組織同善社作鬥爭。1924年劉誌丹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黨，同年秋黨組織派劉誌丹赴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學習。當時廣東的革命正處於高潮階段，劉誌丹進入黃埔軍校後，眼界為之一新，主動與政治教官惲代英、蕭楚女，政治部宣傳科長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學員陳賡、唐澍等經常接觸。在黨組織的教育和同誌們的關懷下，劉誌丹的學習熱情極高，進步很快，政治上也十分活躍。
1926年秋，劉誌丹從黃埔軍校畢業，義無反顧地投身於革命的洪流中，領導渭華暴動、點燃南梁烽火、組織革命武裝，成立農民政權，創建根據地，公然向舊中國宣戰。
劉誌丹經過榆中啟蒙，黃埔深造，在鬥爭中鍛煉，他的馬列主義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世界觀基本形成，對社會的認識更加清楚明確。當時陝北的社會情況同全國一樣，社會矛盾既尖銳又激烈，階級成分相當複雜，絕大部分貧苦人民群眾長期受地主、土豪、劣紳的剝削，受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封建統治和壓迫，走投無路。不少具有反抗精神的百姓不堪忍受這種剝削和壓迫，然而又受社會和自身覺悟的限製，找不到正確的出路，有的參加了當地的“哥老會”，有的人甚至拉杆子占山為王，成了土匪。他們對社會不滿，打富濟貧，與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抗，有革命的一麵。但是他們又缺乏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奮鬥目標，有時也幹一些傷天害理、危害百姓的事情。當地的國民黨政府、國民黨部隊、地方軍閥和民團仇視共產黨，反對和打擊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的革命活動。但是在他們中間也有部分有正義感的仁人誌士和愛國的進步力量。土生土長的劉誌丹對陝北的這些情況了如指掌，並能應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以及階級分析的觀點具體地研究和對待這些社會現實。毛澤東同誌在1926年3月《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寫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習仲勳回憶劉誌丹同誌經常告誡戰友和部下說：“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多一個朋友，我們就增加一份力量，少一個敵人，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沒有不變的敵人，也沒有不變的朋友，在敵人隊伍中有我們的朋友，在自己的隊伍裏也會有我們的敵人。如何分清敵友？如何化敵為友？這是劉誌丹在創建陝甘寧根據地時麵臨和需要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1929年4月，劉誌丹在榆林紅石峽主持召開了陝北特委擴大會議，會上他正式提出了“搞革命鬥爭要采取三種形式，即‘紅色’（組建自己的革命武裝）、‘白色’（做白軍工作，爭取國民黨部隊裏的進步分子和愛國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會，收編山大王）。”今天我們把劉誌丹提出的“紅色、白色、灰色”權且稱為“三色論”，“三色論”標誌著劉誌丹的統戰思想基本形成。
@@二、“三色論”的社會實踐
1.堅定不移地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積極組建自己的革命武裝
1928年渭華起義失敗後，劉誌丹更深刻地認識到，“革命不搞武裝鬥爭不行，要搞武裝鬥爭，就必須有自己的武裝力量”。1928年秋，劉誌丹回到保安（今誌丹縣），首先在永寧山成立了中共永寧山黨支部，翌年春又智奪保安縣民團團總之職，劉誌丹當了團總，很快在民團中發展了十幾名黨、團員，把一個本來反動的民團，改造成為一支革命的武裝力量。1930年9月，劉誌丹利用已被改造成為革命武裝的保安縣民團，赴甘肅合水縣太白鎮，奇襲了該鎮民團，擊斃團總黃毓麟，繳獲槍60餘支，騾馬幾十匹。戰鬥獲勝後，劉誌丹帶著組織起的這支隊伍，馳騁於保安、安塞、甘泉、合水、華池一帶，年底部隊就發展到200多人。
1931年春夏，劉誌丹的部隊很快發展到400餘人，宣稱陝甘遊擊隊（亦稱南梁遊擊隊）。10月，晉西遊擊隊幾經周折，轉戰到甘肅合水縣靈錦廟同陝甘遊擊隊會合。會合後兩支遊擊隊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1932年2月，根據陝西省委指示，反帝同盟軍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陝甘遊擊隊在劉誌丹的領導下迅速發展壯大，而且戰績輝煌。12月，省委指示遊擊隊開往宜君轉角鎮整編，12月24日陝甘遊擊隊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第2團（當時隻有這一個團）。省委書記杜衡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紅26軍，極力進行宗派活動，誣蔑劉誌丹、謝子長等“有反革命陰謀”；攻擊他們的正確主張是“遊擊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並蠻橫地撤銷了劉誌丹、謝子長的領導職務。盡管劉誌丹同杜衡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由於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蠻幹，又錯誤地強迫紅26軍主力2團南下，在藍田一帶被強大的敵人包圍，杜衡被捕叛變。劉誌丹見形勢不利，指揮紅2團分三路突圍，在終南山一帶苦戰兩月，終因孤軍作戰，彈盡糧絕，全團覆沒。劉誌丹帶領10餘人衝出重圍，曆盡艱險，於1933年10月回到照金。11月，陝甘邊特委和紅軍總指揮部在合水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會議根據劉誌丹的建議，決定恢複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先成立42師為主力，王泰吉任師長，劉誌丹任參謀長，高崗任政委。同時，決定開辟以南梁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並組建三支遊擊隊，第一支遊擊隊以安定（今子長縣）為中心，開辟陝北遊擊區；第二支遊擊隊以南梁為中心，開辟隴東遊擊區；第三支遊擊隊以照金為中心，開辟關中遊擊區。包家寨會議為26軍確立了正確的發展方向，在劉誌丹的指揮下，於1934年5月粉碎了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調集正規軍4個營及地方民團分9股向陝甘根據地發動的第一次“圍剿”，大小戰鬥30餘次，殲敵3000餘人，解放了陝甘地區10多個縣的廣大農村，拔掉了敵人成百個據點，摧毀了國民黨的保甲製度，建立了14個農民政權。1934年11月在梨園堡正式成立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及革命軍事委員會。
1935年2月，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在周家鹼召開了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西北軍事委員會以及西北軍委前敵總指揮部。劉誌丹同誌當選為西北工委委員和西北軍委主席，兼任前敵總指揮。紅26軍、紅27在劉誌丹的統一指揮下，接連粉碎了國民黨蔣介石重兵對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第二、第三次“圍剿”。在第二次反“圍剿”鬥爭中，連續解放了延川、延長、安塞、安定、保安、靖邊6座縣城，使陝北、陝甘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在20多個縣建立了農民民主政權，遊擊區擴大到30多個縣，根據地範圍擴大到北起長城，南至淳耀，西到環縣，東臨黃河的廣大地區，主力紅軍發展到5000多人，遊擊隊發展到4000多人，西北根據地為中央紅軍長征準備了落腳點。
2.堅持兵運工作，積極爭取國民黨部隊裏的愛國將領和進步人士為我所用
從1929年到1931年，劉誌丹利用黃埔軍校畢業的特殊身份和各種社會關係，先後多次打入陝甘邊一些軍閥和國民黨軍隊進行兵運活動。1929年10月，首先打入寧夏蘇雨生部，幫助蘇雨生部第8旅15團成立了以張東皎任隊長的學兵隊，並組織了30多名黨團員和進步青年去學兵隊學習，這批學員在靖遠和西華池兵變中發揮了骨幹力量的作用。1930年春，劉誌丹同誌從蘇雨生部返回保安，又打入張廷芝部任中校團副。劉誌丹在張團秘密發展黨團員，擴招新戰士以發展自己的實力，同時還與張舊部交朋友，分化瓦解張團內部，通過說服教育指示趙二娃（趙連璧）離開張團。隻身攜槍到陝甘交界南梁一帶為自己招兵買馬，組建革命武裝。同年夏，隴東軍閥譚世霖看重劉誌丹的黃埔身份和軍事才能，有意拉攏劉誌丹，劉誌丹又借機會打進譚部從事兵運活動，準備利用機會舉行武裝起義，不幸計劃敗露，在慶陽與吳起交界的三道川遭到張廷芝部的襲擊，使起義未舉行，但是劉誌丹堅持搞武裝鬥爭，積極組建一支自己的革命武裝力量的決心更加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