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言語是一種卑賤的東西，一個說話極隨便的人，一定沒有責任心。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多言不如多知。即使千言萬語，也不及一件事實留下的印象那麼深刻。多言是虛浮的象征，因為口頭慷慨的人，行動一定吝嗇。有道德者，絕不泛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不必多言。多言取厭，虛言取薄，輕言取侮，保持適當的緘默，別人將以為你是一位有涵養、可信賴的人。
千萬不要總是向人宣稱：“我要證明什麼給你看。”這等於是說：“我比你聰明，我要讓你改變看法。”這實在是個挑戰，無疑會引起反感，甚至爆發一場衝突。在這種狀態下，想改變對方觀點根本不可能。三百多年以前，科學家伽利略說過：“你不能教人什麼，你隻能幫助他們去發現。所以，為什麼要弄巧成拙？為什麼要麻煩自己呢？如果你想證明什麼，別讓任何人知道。要不著痕跡，很技巧地去做。就像詩人波普所說的：“你在教人的時候，要讓人覺得你像若無其事一樣。事情要不知不覺地提出來，好像被人遺忘一樣。”
曉以變通，不做“腐儒”
精明練達，渾厚溫和，是講處人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待人接物既要有正派方嚴、寬厚平和的涵養，又要有精明練達、靈活圓通的智慧。這就是古人說的“方其中，圓其外”、方圓結合的處人原則。一個人既能持身方正，又能靈活圓通地對待他人，才能正確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如果隻有方正的原則性，沒有圓通的靈活性，就不能團結、影響多數人，使人際關係中的矛盾複雜化。
石濤《畫語》說：“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經和法是行事應該遵循的原則、法則，權和變是執行原則、法則的時候，要根據情況靈活變通和變化。這些雖然是針對繪畫說的，也適用於做其他工作。
社會是複雜的，我們接觸的人形形色色，賢愚不等，性格各異。隻有冷靜的思考，機敏的警覺，洞察世態人情的智慧，隨機的變能，才能從容麵對紛繁複雜的社會交往。
《呂氏春秋》中也說過為政治國要因時而變的道理，治理國家要有法度，又不能死守法度，時代變了，法度也要變化。就像醫生治病一樣，病者萬變，藥方也應該萬變。書中講了三個故事說明這個道理：
第一個故事：楚國人想渡過水打宋國，先派人設置渡河的標記。水突然暴漲，楚國人不知道，仍按之前設置的標誌在夜裏渡河，結果淹死一千多人。如果水不漲，他們是可以按照標誌順利渡河的；現在水漲了，他們還是按原來設置的標誌渡河，這是他們失敗的原因。
第二個故事：有個渡江的楚國人，他的一把劍從船上掉到水裏，立即在船邊刻個記號，說：“我的劍是從這裏掉下去的。”等船停下以後，他就從刻記號的地方下水找劍，不知道船已移動了，而掉下水的劍是不動的。這種“刻舟求劍”的行為的確愚蠢可笑。
第三個故事：一個人要把一個小孩扔到江裏去，小孩嚇得哭起來。旁邊的人問這個人為什麼這樣做，他說：“小孩的父親善於遊泳。”他不知道父親善於遊泳、小孩卻不一定善於遊泳的道理，因此幹出這種荒唐的事來。
做任何事情都要根據時勢的變化，不斷修改行動的計劃和方案，否則就會幹出像“楚人渡江”、“刻舟求劍”那樣的蠢事。在人生道路上，在執行計劃的過程中，會遇到各種意想不到的突發事變和嚴重的困難。這是對一個人的素質的嚴峻考驗。有的人鎮定從容，處變不驚，可以找到應對的妥善辦法，從而克服困難，達到勝利的彼岸；有的人則驚慌失措，悲觀失望，無所作為，結果隻能是陷入困境而無法自拔。
秦末漢初的叔孫通，可算是一個懂得待時而動的聰明人。他原來是秦王朝的待詔博士，後來帶一百個門生投靠劉邦，劉邦不喜歡儒生，他專門推薦“斬將搴旗之士”。他的弟子很有怨言。他對弟子們說：“現在是打天下的時候，你們能參加戰鬥嗎？你們耐心等著，我不會忘記你們。”劉邦即帝位以後，廢除秦時儀法，結果“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劉邦很惱火。叔孫通看準這個機會，向劉邦建議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他邀請魯國的儒生和他們的弟子共百餘人操演皇帝上朝的禮儀。後來正式按這套禮儀舉行朝典，沒有人再敢喧嘩失禮。劉邦非常高興，說：“吾乃今日為皇帝之貴也”，拜叔孫通為太常，賜五百金。叔孫通又趁機對劉邦說：“我的弟子跟隨我很久了，這次和我一起製訂、操演上朝的禮儀，希望陛下能重用他們。”結果，他的弟子都得到了“郎”的職位。叔孫通把劉邦賞的五百金也分給眾弟子，弟子們皆大歡喜，說：“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