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大業元年，皇帝為了選用有才能的人管理國家，他搞了一項開天辟地的製度創新，他建立了科舉製度，也就是通過分科考試的辦法選用官吏的製度。這個製度在當時可以說是相當先進的了，直到現在世界各地都在使用著這一套考試製度。雖然這期間各個國家對考試製度進行了一些必要的變革，但是也隻是換湯不換藥。
到了唐朝，科舉製度得到進一步發展，普通文人也可以和官員一樣參加不同科目的考試。這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飛躍式的進步，他為平民走上仕途開辟了一個方便的路徑。在唐朝，科舉考試由下而上，分為秀才、舉人、進士三級，層層選拔，最後由皇帝進行麵試，分授官職。文人們所追求、羨慕的就是進士，考中了進士，就有希望做大官，什麼黃金屋、什麼顏如玉都有了。因此進士科也最難考，常常一百個人當中隻錄取一二十個人，許多人考了一輩子也不成功，有的到五十多歲才考中，這在當時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唐朝的進士科考試設在國都長安，也就是現在的西安。每年一月考試，二月公布各科錄取考生的名單和名次。春暖花開的時候，皇帝就在曲江園林舉行盛大的宴會，賞賜那些新考中的進士。
曲江園林在長安城東南角，這裏有一個彎彎曲曲的大池塘，池塘的周圍有漂亮的花園，有著名的慈恩寺，還有大雁塔、小雁塔等著名景觀。在皇帝舉行的曲江宴會上，進士們把裝了酒的杯子放在曲江水麵上，酒杯隨水而流，流到誰的麵前停下來，誰就拿起杯子飲酒賦詩，同時，還要請兩位年輕英俊的進士去花園裏采摘名貴的花草，分送給各位進士佩戴。人們把這個宴會叫“曲江探花宴”，采花的人叫“探花使者”。
有一年，曲江宴會結束後，進士們紛紛到慈恩寺遊玩，當他們來到大雁塔下麵的時候，一個進士心血來潮，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大雁塔下麵的石壁上，這個做法以後就形成了一種習俗，凡是新進士曲江宴會後，都要來到慈恩寺大雁塔，選派一位書法漂亮的進士，把大家的名字題在石碑上。以後誰當上了將、相，就把他黑色的名字改為紅色的，這絕對是當時最光宗耀祖的顯赫之事了。
因此，唐朝知識分子把參加曲江探花宴和雁塔題名看作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和其他十六個人一起考中了進士，而且他還是其中最年輕的，當時才二十七歲，他曾經非常得意地在詩中這樣自豪地寫道：“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如今，在西安大雁塔下麵的碑石上，還可以看到古代進士的題名。這的確是一件非常令人向往的人間佳境。
科舉製度始創於隋代大業元年（公元605年），廢止於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曆經一千三百年，一共產生了七百多名狀元，近十一萬名進士，數百萬名舉人，秀才更是不計其數。可以說，這項製度使出身低微的知識分子有了參加國家政治活動的機會，提高了政府管理國家事務的水平，促進了社會公平、進步與發展。
然而，每一項製度都是雙刃劍，隨著封建王朝的不斷更換，到了封建社會末期，科舉製度變得越來越腐敗，特別是進入十九世紀的明、清兩代，科舉考試的內容都離不開儒家經典著作，而且文章都有固定的格式和一套死板的規定，科舉考試越來越流於形式。清朝的文學家蒲鬆齡寫的《聊齋誌異》和吳敬梓寫的《儒林外史》都生動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科舉製度的腐敗以及對讀書人的殘害。科舉製度在為社會帶來文明和進步的同時也給人們留下了無數耐人尋味的教訓，留下了很多的無奈和遺憾。
關於科舉製度的弊端，多年以來被人們說得很濫，但是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可以說，一類是堅守製度的弊端，另一類是破壞製度的弊端。
比如，備受指責的“一考定終身”、命題上的製度限製等等，幾乎伴隨著科舉製度的始終。在唐代，進士科考詩賦，結果，大家都去學寫詩作文，文章寫得漂亮，詩歌千錘百煉，但是考察不出治國理民的行政才幹來，所以，唐代一直有關於進士虛浮淺薄的批評。到了宋代，考詩賦還是考經義爭議不休，最後落腳於經義，但問題並沒有解決。明清幹脆將經義變為八股，開了古代標準化考試的創舉，結果是複習資料滿天飛，猜題蒙題成時尚，規規矩矩嚴守製度，金榜題名者卻有可能是範進之類。人們處於矛盾的選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