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是青春的歌唱，然而當青年們從一己愛情中解脫出來，放眼於更廣闊的社會人生，他們的情感變得成熟豐富而深沉；當作家們經曆過坎坷動蕩，他們筆下所描寫的生活變得充實繁複而駁雜。書信體小說的表現題材同樣大大地擴展了，向內由自身進而思考整個知識階層的生存，向外觀察和描繪宏大複雜的社會生活。
1.知識分子對生存狀態的不滿與掙紮
五四運動是由一批知識分子中的先行者發起的，這些大學裏的教授基本上是衣食無憂的，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喚醒民眾、拯救國家的大事業中去。而在這些精英之外，更廣大的尤其是處在社會底層的知識青年們，又是怎樣的生活狀況呢？“中國現代文化的自由撰稿人的曆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淚史。他們的征途上充滿了荊棘——魯迅所說的‘無花的薔薇’，為新文化事業獻出了青春、鮮血甚至生命。”專門研究文化人經濟生活的專家如是說。以現代文壇上的“二蕭”為例，在他們成名以前，生活之窮困可以從蕭紅的《餓》中看出一二，饑餓的驅使可以使一個道德品質無可挑剔的人生出罪惡的念頭，即使後來到了上海，開始寫作生涯，嘴饞的時候，還是要讓魯迅先生請他們吃一頓。白薇和楊騷的書信集中更說道窮得沒有一張郵票錢，他們出版情書集也是為了維持生計。現實生活如此，藝術作品中就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沈從文的《一個天才的通信》（1930年）寫盡了文人靠寫作為生的艱難，“天才”是指一名投稿者，“通信”是他應編輯部約稿而寫的用於發表的三封長信，其內容主要敘述自己賣文為生的淒慘生活。家裏一共四口人，母親、大哥、小妹和“我”都有病，房間裏終日是咳嗽聲，“我”每天流鼻血，仍要堅持寫作以維持難以維持的生活。當本來是藝術創造的寫作被用來換錢的時候，賣文的人注意到，“數這通訊的字數是空格也可以在內”，文人的悲哀已經到了極致了。即使如此，生活還是難以為繼，母親垂死卻無錢送她回老家，“我”最終因病重不堪家累而自殺。編者序中“死者似乎這樣想過：在認識這死者的‘天才’的人讀來，是可以從一種胡言譫語中找出一些東西的。因為這上麵沒有別的好處，卻不缺少一個害熱病的死前一月來近於瘋狂的人心的陳列。”應該說，《一個天才的通信》帶有作者的自敘傳色彩，曠新年先生的一段話對此作了說明：
在上海，沈從文作為一個職業作家，像現代機器一樣以瘋狂的速度生產著小說、詩歌、戲劇、隨筆等各種類型的文學產品，以每本書一百元的價格盡快地出賣給上海街頭新興的小書店。僅僅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一年多的時間裏，幾乎上海所有的雜誌和書店就遍布他的文學產品。現代、新月、光華、北新、人間、春潮、中華、華光、神州國光等書店分別出版了他十多個作品集。正如他在自傳性小說《冬的空間》、《一個天才的通信》等作品中所說的，上海幾乎所有的書店都紛紛慷慨地把“天才”、“名家”等稱號奉贈給他。他很快就成為了著名的“多產作家”，而他自己則自我解嘲地把自己稱為“文丐”。
當然，與他後來的經典之作無論是湘西係列還是反映北京的《八駿圖》相比，《一個天才的通信》都顯得稚嫩，語言也絕無後來的行雲流水與爐火純青，幾乎完全是時代文風，而缺少個性風采。不看署名的話，不會判斷出是出自沈從文之手，但這份稚嫩正好符合小說中以兩塊錢一千字價格賣文的作家身份，實際上恰恰是這種“文丐”生活為沈從文以後創作的真正豐收打下了基礎。今天讀這部非經典作品也是別有風味，正如我們既看中知名畫家的巔峰之作，也欣賞他初入道時的純樸小品。
賣文為生在鬱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中就有所反映，而實際上能夠像沈從文這樣有好市場的文人並不多，所以本小說中敘述的情形倒真是時有發生。“一個人做了文人，根本便是沒辦法了。紋腦煎血，心力交疲，在送命的工作中求得些許的生活費，聊以苟延殘喘。”顧仲起《最後的一封信》裏的知識青年KL“一天沒吃一滴水”，不得已寫了幾首新詩，拿去投稿倒頗受歡迎，但卻沒有稿費，哀告之下編輯個人施舍一圓，饑餓使他已經不能顧及人格了，但杯水車薪也隻能救一時之急，最終還是窮困交加，以自殺來了結一切煩惱。
有文采的能賣文，一般的小知識分子隻能以教書為生了，但薪水微薄且又不能按時發放，境遇也一樣是捉襟見肘，無法聊生。洪為法的《陣陣的寒風》和《欲去不去》（1928年）均寫教書先生貧困處境，他們信奉“捧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在糊口尚且困難的情形下，還談什麼理想，什麼改造呢？可以說，這一類小說為我們真實地再現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底層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章衣萍在給周作人的信中曾提到：“貴省的夏丏尊君曾在他的功課表上題了八字的絕妙對句，叫做：‘不如早死；莫做先生。’我在病榻上呻吟的時候，想到夏君的對句真是從艱苦的經驗中得來。但是‘早死’究竟不是可以強求的事，所以像夏君那樣有了胡子的老人還挾著皮包整天地奔走，而我也隻好等到吐血停止之後仍舊要到鄉下的講台上去大叫了。”這也算是對“孩子王”生活的一個寫照吧。中國古語就有“家有隔夜糧，不作孩子王”的說法，更多的教書先生是為了維持生計而從事這份職業的。特別是在現代社會的轉型期，知識分子失去了傳統的科舉求仕之路，隻能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長——對知識的占有——來獲取生存的基本條件，而教師是清貧的，在社會動蕩時候甚至是貧困的。如在抗戰時期像聞一多那樣西南聯大的大學教授，尚且要替人鐫刻印章以貼補家用，普通中小學教師的景況就可想而知了，因為學校的放假解散，很多教師是失業了，饑餓成為每天的頭等大事。
貧瘠的物質生活必然導致健康不良的身體狀況，加之心情鬱悶焦慮，肺癆幾乎成為流行病，今天非常容易治愈的疾病在那個年代卻奪取了無數青年的生命。肺癆，現代醫學稱之為肺結核，是一種慢性消耗性疾病，由結核杆菌在人體免疫力低下時入侵人體所引起，具有傳染性，咳血吐血逐漸消瘦是其明顯症狀，青少年患者尤為常見。體質羸弱是中國書生的一貫特點，正所謂手無縛雞之力。而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會有那麼多肺癆患者，一是讀書人本來體弱，尤其是新女性，以往養在深閨很少經風見雨，一旦走出家門，極易傷風感冒，從而引發肺病；二是學校教育的興起使學生過著集體生活，本身都是易感人群，疾病可以迅速地流行起來；三是讀書人多思考，偏執一念、憂慮過度正是疾病侵襲的良機，因此肺癆多和文人特別是知名文人結緣，它本身便具有一層詭秘的美學色彩。看一下林黛玉的性格特征，就知道這種病為什麼專找敏感脆弱偏激多慮的文人了，而且幾乎成為他們身上傳承有序的士人之風。此如章衣萍所說“吐血是很可珍貴的病，隻有詩人才可以此病自豪的。遠西的箕次（Keats）君是嘔血而死，文學史上傳為美談。……而且吐血的人大概都會喝酒，所謂喝酒若幹碗，吐血若幹鬥之流，遠如晉代阮嗣宗，近如當代鬱達夫，都是鼎鼎大名，士林共仰的。”“古來聖賢多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太白遺風讓無數文人羨慕，青梅煮酒也頗顯英雄豪氣，但以吐血為美且要“共仰”，就是隻有知識分子才欣賞的一種病態美了。根據我們的統計，這一時期書信體小說中，凡是因病而亡的讀書人，96%以上患的是肺結核，最後症狀都是吐血而亡。這除了與當時社會現實相符合以外，作家們對這種病態美的崇尚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王以仁的《孤雁》可謂是寫落魄知識分子的集大成者，其物質的“貧困”和精神的“窮困”都得到了完全的藝術的展示，因為是抒寫作者自己的生命體驗，小說的自敘傳色彩非常濃厚。王以仁和葉鼎洛被蘇雪林稱為“鬱氏文派”的“兩個信徒”，而“王以仁是文筆和行經都刻意模仿達夫而模仿得非常之象的一個”。《孤雁》主人公與鬱氏作品中的零餘者非常相似，在外漂泊的主人公受盡窮困之苦，忍饑挨餓卻在有錢時到酒樓、妓院“瀟灑”一把，露宿不成卻住了大旅館，身無分文最後用掉包計騙了夥計脫身，回到家鄉除了獲得來自母親的溫暖，親戚則全是冷眼與鄙視。落魄的文人無法疏散內心的苦悶，終日與一幫賭徒廝混，最終貧病交加而死。作者自稱其中有自己的影子：“我是一個天性生成的愛在外麵過著流浪生活的畸零者。”這也是本篇小說得名的由來。全文由六篇書信組成，各自分別是獨立的短篇，合起來成為前後連貫的中篇。為統一文體，作者在文前另用一信作為小說的序，其中有一段話談及自己的創作，可謂是夫子自道：
你說我的小說很受達夫的影響，這不但你是這般說，我的一切朋友都這般說，就是我自己也覺得帶有達夫的色彩的；而且我在《流浪》那篇小說裏麵，寫到在旅館中經過困難的情形，竟然毫不留神的寫了一段和達夫的《還鄉記》中相同的事情。我在舒筆寫著的時候，我絲毫沒有留意到我這段文章是偷了達夫的文章的；等到了寫好後重看時才發見了出來；但是懶到無可再懶的我，自己也沒有刪改過；這或許要受人家的攻擊和訕笑的，而且我為了全篇的文氣統一起見，卻也不願再去刪改。
這段話充分顯示了貧困知識青年的共性，他們一樣的抑鬱而敏感，自尊而自賤，一樣的在生活和精神雙貧乏時渴望以女人的愛來解脫，最終一樣在失望後自取毀滅。作品直率地毫無隱晦地表現了人物病態的心理活動，而主人公困苦艱辛的生活經曆和狎妓自戕的痛苦心境，處處顯出“鬱達夫式”的憤懣和感傷，鬱達夫自己也承認王以仁是自己創作風格的“直係的傳代者”。其實相似的不僅僅是創作風格，作者本人即與他的小說人物是合二為一的，主人公的悲慘結局已經昭示了作者心境中堅強理性的缺失，王以仁隨後的自殺失蹤即印證了這一點。
“根據西方學者的一般理解，所謂的‘知識分子’除了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並且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還必須具有超越於個人及其所屬團體的私利之上，深切關懷國家、社會乃至全人類利益的品格。”“位卑未敢忘憂國，雖九死而未悔”，就是他們最好的寫照。不能說每個讀書人都有這樣的境界，但知識分子的身份定位使他們不能也不甘於庸碌一生。這種接受過教育的身份與普通民眾的不同也正在於他們是思考的群體，擁有豐富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是其最可寶貴的品質。在溫飽稍有保障後，他們精神的痛苦便顯得尤為重要了，進步的有良知的知識青年總是在思考著有關人生和國家的時代主題。李霽野《露珠》（1928年）即寫知識青年乃吾的孤僻、寂寞、苦悶和疾病帶來的幻滅感。朱企霞《廻光》（1929年）抒發主人公內心的苦悶、壓抑和憂鬱，思想時而清晰，時而混亂，尖銳而又敏感，與魯迅的《狂人日記》一脈相承。樊心華《腐屍》（1929年）描摹青年人在大革命低潮時期，因理想破滅而產生悲觀厭世之感。沐鴻《狹的囚籠》（1928年）中青年B將自己優越的處境稱為“狹的囚籠”，因為在這裏心靈久久地被囚著，在朋友的鼓勵下，他要飛出囚籠，飛到向往已久的理想之所，因為“那裏是空曠自由的天地，那裏可以養息而且必可以高飛。”
陳翔鶴《不安定的靈魂》（1927年）敘寫在較優越的生活環境中，智識者情感的波動。孫先生是個意誌力堅強的人，為人和善且頗具長者風範，小說主體是他寫給學生芸及其丈夫逸的十幾封信。離開他們南下來到上海，孫先生住在表哥家，卻與表侄女V兩相愛悅，對於亂倫的恐懼使他隻有逃避，搬出去住旅館並把感情轉向邂逅的愛好物質的N女士，還竭力助其在電影界發展，後V與K結婚，孫才現身決定再次北上。整個小說寫得像浪漫的愛情故事，孫先生很愛他的學生芸，但卻促成了她與逸的婚姻，看似個性堅強的他內心也有不為人知的柔軟一麵，特別是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如芸、V和N都是。但通過表麵的愛情悲劇，透視出的是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複雜：“你們看我此時的生活在表麵上是何等的清閑安靜，但內裏呢，卻又是那樣難以形容的疲乏衰減了。……人既是這樣莫可奈何的生活著，而一方麵又不能忘記自己一無所為的渺茫和空虛。我的朋友呀，你們叫我怎麼辦呢，生命力是這樣的衰殺了。”類似題材的有陳福熙的短篇《四封情書》（1930年），文本似一段心理小品，寫一對小夫妻婚後感到無聊與平淡，重讀當日熱戀的信件，然而越發感覺今不勝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