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情況來看，雖然馬克思在這時表麵上還和“自由人”集團中的鮑威爾兄弟保持一般的書信聯係，但在實際上也和他們產生了原則性的分歧；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已經開始具備了加強往來、密切關係的前提條件。這個前提條件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對青年黑格爾學派中的柏林“自由人”集團的鬥爭，以至最後同這個集團的徹底決裂。
當時，柏林的一些青年黑格爾分子成立了一個無神論者組織，即所謂“自由人”團體。這些人誇誇其談，自命不凡，完全墮落成一些玩弄革命辭藻的空談家。他們不加區別地“批判”一切，宣稱拒絕一切妥協和陳規舊習，常常在毫不相幹的場合高喊共產主義的極端激進詞句。他們提不出任何積極的綱領，隻是把希望寄托在普魯士國家身上，他們相信普魯士國家能夠實現自己的使命，因此他們隻希望做無愧於這個國家的臣民。“自由人”在思想領域中仿佛很有膽量，但一涉及實際行動，都變得怯懦無能和猶豫不決。因此，他們在實際活動中完全不能對周圍世界發生影響。在他們看來，“批判”就是一切，改變外部世界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理論上完全解放，為所欲為，似乎這樣才能使自己配得上“自由人”的稱號。
“自由人”的這種行徑絲毫不能真正威脅政府，隻能敗壞民主主義運動的聲望。
馬克思則同“自由人”相反，他竭力希望把批判同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密切結合起來。因此，馬克思和“自由人”之間的衝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自由人”曾經企圖利用《萊茵報》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並常常給《萊茵報》編輯部寄去一篇又一篇文章，這些文章寫得極其草率，隻是在文章中點綴一些共產主義的詞句罷了，由於他們對自己的行動在策略上缺乏考慮，結果招致了普魯士書報檢查製度對《萊茵報》的迫害。
為了使報紙能夠繼續出版，馬克思采取反對“自由人”的果斷行動。1842年11月29日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了一篇論“自由人”的短評，文章結尾寫道：“在我們的時代，荒唐的、下流的行為應當受到公開而堅決的譴責；我們的時代需要嚴肅、剛毅和堅定的人來達到它的崇高目標。”
“自由人”根本不懂馬克思的要求，為了力求保住在《萊茵報》上毫無阻礙地發表自己文章的權利，他們企圖將馬克思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梅因代表“自由人”用一種傲慢的口氣開始同馬克思打交道。馬克思在答複中坦率地說出了自己的意見，指出他們作品中的缺點，並要求他們：“少發些不著邊際的空論，少唱些高調，少來些自我欣賞，多說些明確的意見，多注意一些具體的現實，多提供一些實際知識。”
但是，“自由人”已被他們自己的空話緊緊束縛住，因而聽不進任何批評，於是在1842年11月間，“自由人”集團又派梅因作為代表，從柏林來到馬克思工作的《萊茵報》編輯部，打算調解馬克思和“自由人”集團的衝突。但是，馬克思不僅沒有接受這種無原則的行為，反而進一步斥責了“自由人”集團的政治浪漫主義、恃才傲物和自我吹噓的作風。當梅因在這裏碰了一鼻子灰返回柏林之後，馬克思便接到了他從柏林寄來的一封蠻橫無理的信，信中強令馬克思接受“自由人”集團的意誌，作為雙方言歸於好的條件。梅因的這種做法，使馬克思難以容忍，所以，馬克思很快就和“自由人”集團實行徹底決裂了。
在馬克思同柏林“自由人”集團進行鬥爭的過程中，恩格斯也逐漸地疏遠了同柏林“自由人”集團的關係。盡管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間基本上還是站在這一集團的立場上，並且熱心地參加了他們的活動，但是他也同樣不能長久地局限在“自由人”集團那種純理論的批判之中。因為在恩格斯看來，這種虛張聲勢的文字遊戲，不僅不會解決問題，反而一定會惹是生非。恩格斯之所以能夠產生這樣一種看法，是因為他對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已經有了較多的直接經驗和真知灼見。恩格斯和馬克思一樣，他早就下定決心，不僅要在理論上批判現存的社會製度，更要從根本上改變現存的社會製度。恩格斯的這種決心，使他更加渴望參加實際的政治鬥爭，正是由於積極地投身於政治鬥爭，才引起了恩格斯的政治立場的轉變，逐漸地成長為堅定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恩格斯於1842年7月上旬在《德國科學和藝術年鑒》上發表的《評亞曆山大·榮克的〈德國現代文學講義〉》就是一個證明。
這篇文章是恩格斯政治思想發展過程中的轉折點，他在這篇文章中把榮克視為妥協傾向的典型人物，批評了榮克企圖逃避一切“極端”的做法。恩格斯諷刺榮克說，他一方麵反對虔誠主義者的守舊立場，另一方麵又反對青年黑格爾派的過頭行為，似乎隻有妥協和適度才具有真正的價值，好像隻有他這樣做才能引導曆史走向理性的道路。恩格斯還指出，榮克拒絕討論現實的政治問題，對青年黑格爾派反對基督教的國家鬥爭避而不談，卻隻是表示對文藝作品感興趣，並且要求在這個範圍內對“現代事物”這一概念進行討論，這簡直令人不能容忍。恩格斯說：“當整個德國都響起了戰鬥號角的時候，當就在他的耳邊討論新的原則的時候，榮克先生卻坐在自己的屋子裏啃筆杆，反複咀嚼‘現代事物’這個概念。他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因為他把頭埋到現在已經全然無人問津的書堆裏了，並一心一意、有條有理地把個別事物歸入黑格爾學說範疇。”從這裏我們看出，恩格斯對榮克那種躲在屋子裏啃筆杆的做法的批評，也是對柏林“自由人”集團所奉行的那種抽象的“批判哲學”的批評。恩格斯在這裏所闡明的立場和觀點，是他第一次間接地向“自由人”集團的挑戰。恩格斯表示，他非常蔑視像榮克“這樣一個渺小的、軟心腸的、不能自主的和喜歡吹拍的人”；而要學習白爾尼那種“堅韌不拔的性格以及令人敬佩的毅力”，勇敢地投入到現實的政治鬥爭中去，以實際行動去實現新時代對每一個人提出的戰鬥要求。同時恩格斯還熱情地呼籲，一切進步的知識分子，都要積極地、腳踏實地地參加政治鬥爭，使自己無愧於所處的偉大時代。
在恩格斯的這篇文章中，他明確地向外界表明，盡管他的文章是為評論榮克的《德國現代文學講義》而寫的，但同時也是對柏林“自由人”集團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並且進一步闡明了他同“自由人”集團在觀點上的分歧。他不把政治鬥爭理解為抽象的理論批判，表示要向革命民主主義戰士白爾尼那樣，努力使自己成為積極參加政治鬥爭的勇敢戰士。
上述的這些情況，必然使恩格斯和馬克思一樣，逐漸地同“自由人”集團斷絕關係。而導致這一結局的根本原因，是柏林的“自由人”集團愈來愈脫離政治鬥爭，從而使他們理論批判具有了更加抽象和絕對否定的性質，開始走上了主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道路。在柏林“自由人”集團日益墮落的情況下，恩格斯卻仍然保持著冷靜的頭腦。
同時，自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逐漸擺脫了黑格爾哲學的保守體係的束縛後，他們在鬥爭的實踐中開始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變。這一轉變為他們的友誼打下了牢固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