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南北朝曆史對廣大讀者比較陌生，故在上架前補充一下相關知識
北魏（386～557年），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是南北朝時期北朝第一個朝代，386年，拓跋部首領拓跋珪建立，改國號為大魏，建都平城。
439年，統一北方。493年起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皇帝改姓元。534年，分裂為東魏與西魏。北魏時期，佛教興起，佛教得到空前發展，遷都洛陽和移風易俗，促進了北魏的封建化和民族融合。
東魏武定八年（550年），高洋廢孝靜帝，代東魏自立，建立北齊。西魏於恭帝三年被權臣宇文護逼迫禪位於其侄宇文覺，北魏曆史正式宣告結束。
期間從道武帝拓跋珪重建代國至孝武帝被宇文泰毒死為止，北魏曆經十七帝，共150年。從386年道武帝拓跋珪重建代國至557年宇文覺廢掉西魏，北魏曆經二十一帝，共172年。此外因為北魏是遊牧民族，曆史上北魏皇帝大多短命。
北魏皇帝列表
宣武皇帝——拓跋圭，廟號太祖，在位時間386年——409年
明元皇帝——拓跋嗣，廟號太宗，在位時間409年——423年
太武皇帝——拓跋燾，廟號世祖，在位時間424年——452年
南安隱王——拓跋餘，廟號熹祖，在位時間452年
景穆皇帝——拓跋晃，廟號恭宗，在位時間452年
文成皇帝——拓跋浚，廟號高宗，在位時間452年——465年
獻文皇帝——拓跋弘，廟號顯祖，在位時間466年——471年
孝文皇帝——拓跋宏，廟號高祖，在位時間471年——499年
宣武皇帝——元恪，廟號世宗，在位時間500年——515年
孝明皇帝——元詡，廟號肅宗，在位時間516年——527年
武懷皇帝——元子攸，廟號敬宗，在位時間528年——531年
節閔皇帝——元恭，廟號烈宗，在位時間531年——532年
孝武皇帝——元修，廟號顯宗，在位時間532年——534年
一、太和改製前北魏政治與財政體製的轉型
登國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後，“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眾。以上穀張兗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廣寧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嶽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3]。這是北魏立國之初體製轉化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製和魏晉十六國以來班爵製並存的胡漢雜糅體製，非驢非馬。但其政治體製此時仍是胡族體製據主導地位，中央政治體製上的內外官並行製更為明顯。
拓跋鮮卑內朝形成的時間，遠早於登國年間。史載，拓跋什翼犍在建國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眾職”[4]。這實際上就是《魏書?官氏誌》所言：“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才於者應選。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這種帶有氏族製殘餘的製度經過百餘年發展後，到登國元年（386），拓跋珪又設外官係統，“置幢將及外朝大人官”[5]。至此，拓跋魏最終形成了內外朝製政治體製，並以製度形式確定下來。
有關北魏初期內外官並行的政治體製，嚴耀中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北魏建國伊始，便並存著內、外兩個官員係統，各有職司，分庭抗禮，認為北魏內行官的文官係統主要職責在於“主顧問，拾遺應對”；掌機密，出入詔命；“察舉百僚”；“攝行祭事”；典掌內庫；典諸曹；領禦食、醫藥等事；折獄。內行官中武職係統的主要任務是禁衛皇帝和宮室。但隨著北魏版圖擴大和被統治民族人數的急劇增多，外朝官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並成為北魏的主要行政機構。自太和之後，有關北魏的史料上就再也找不到關於內行官員的記載。這是孝文帝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麵[6]。
北魏初期內外朝並存的現象，在趙超的《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7]一書中也有頗多記述，從中也能清楚觀察出北魏內外官製一直延續到太和官製改革之際。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80年代在山西靈丘縣考古發現的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和平二年（461）南巡碑，其中隨行拓跋浚的280餘位隨從中有所謂的內阿幹、庫部內阿幹、內行內三郎、內行令、內行內小、庫部內小幢將等內朝官稱謂，這對我們了解北魏前期政治製度特別是內外官製度有重大幫助[8]。
當然，太和改製前北魏製度轉型並非單純的內外官體製的形成，還包括爵製、禮製改革，中央集權逐漸加強，生產方式變遷等諸多方麵。這一切都對該時期北魏財政體製產生了一定影響，隻不過內外朝體製對北魏太和改製前財政製度的影響更大而已，這是首先要明確的。
與北魏太和改製前政治體製形成相聯係的就是其財政體製的形成，而財政管理屬於財政體製的重要內容之一。有關北魏太和改製前財務行政的內容，《魏書》載之甚略。但眾所周知，北魏立國伊始就設立了所謂尚書三十六曹的機構，依照魏晉官製，尚書部分諸曹應是掌管財務行政的機構，北魏太和改製前是否如此，值得探討。
皇始二年（397），拓跋珪任命崔逞“為尚書，任以政事，隸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門下者”[9]。這是文獻所見到的北魏最早設置尚書三十六曹的記載。次年（398），拓跋珪命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統事”[10]。天興二年（399），拓跋珪命“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11]。但在同年又“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12]，解散了尚書省。天興四年（401），“複尚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譯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到天賜二年（405），又“複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修勤二職。武歸比郎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務”[13]。此後十餘年的拓跋嗣統治時期就幹脆找不到尚書省機構了。這正如陳琳國所指出的，北魏拓跋珪、拓跋嗣時期“三省製並沒有堅持下去”，“在主持三省的漢族士人被殺或黜免以後，三省殆同虛設，甚至廢棄不置了”[14]。北魏初期尚書三十六曹的頻繁廢立說明該時期北魏體製波動之劇烈，這是體製轉換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同時也說明在魏晉時期負責財政管理的尚書諸曹在拓跋珪、拓跋嗣時期徒有其名，不可能發揮財政管理的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