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年，端木文采也曾有兩次閃光。批判“紅樓夢研究”引起的熱潮中，他在文聯內部作過個“紅樓夢劄記”的學術報告。大家公認“真有學問”， “真下功夫”、 “真有見解”！另一次是1956年秋一1957年反右前，他連續發了“馬戲”， “山核桃”等幾篇隨筆，看得我目瞪口呆，至今連篇名都沒忘。我相信那是解放之後，撥亂反正之前，最見端木本事的作品。才華，靈氣決不在“科爾沁旗草原”時期之下。且有上升之勢。
也就是在發表這兩篇作品之後，北京文聯開展了“大鳴大放”。熱心人出了張牆報起名叫“仙人掌”。要發揮端木書法特長，請他題寫報頭。端木當然答應。答應後卻沉吟起來。小聲說：“仙人掌，渾身是刺，這有點犯忌吧。”抬頭見我在旁邊，就問：“小鄧，有一種開花挺漂亮的仙人掌科植物，叫什麼？”我說：“你說的是不是令箭荷？” “令箭荷？對，就是令箭荷！”他爽朗一笑，鋪紙潤墨，提筆寫下了七個大字“仙人掌上玉芙蓉”！自己端詳著說：“不光有刺，也有花，好！”
結果也沒好到哪兒去，編章和投稿者大都攤上事了。端木擦邊兒，雖沒有戴帽，從此卻步履維艱。談不上寫什麼作品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忙於狗咬狗無暇旁顧時，我溜回京探親。悄悄到北京文聯，想看望一下故舊。剛進樓門就看到一個老年人，舊毛衣外套件破棉背心，一手拿笤帚，一手端簸箕，低眉塌眼，彎腰駝背在大字報縫中掃地。我走近時他一抬頭，我倆都愣住了。他骨瘦如柴，麵色死灰，亂發夾有白絲，額頭帶有傷痕。眼神先是意外，隨後惶恐，再後悲淒。“端木”兩字我還沒出口，他吸口涼氣，做出不認識狀，扭轉身低下頭繼續掃地去了。不一會有隻貓從大字報後竄出來到他麵前，他不高不低的衝那貓說：“別顯魂了，快走吧！別人躲還躲不及，你上這兒來找麻煩！”說完頭也不回，匆匆端著簸箕走到樓後去了。我望著他的背影，默默離開了北京文聯，這個引我走上文學之路，又使我落進苦難深穀的所在！
千幸萬幸我們熬到了鄧小平同誌舉起帥旗的年代。趕上撥亂反正，幸逢改革開放。我們等到了第二個春天！端木不僅寶刀不老，而且創作上進人了第二個青春期。當我拿到“曹雪芹”第一卷時，我為端木，也為我們一群朋友感到幸運和安慰！
當我為端木晚年的成就而慶幸時，不會忘記這也有另一個人的心血辛勞，為此我借此機會向耀群大姐道一個謝字。你以自己的整個生命、默默地支撐著端木的拚搏，從而才使他的理想實現，把你們共同的心血化作文字，呈獻在讀者麵前。
端木一生逆境比順境多，但對新時期以來難逢的機遇悟得早，把得牢，在賢內助支持下，短短數年完成了本需大半生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為我輩做了光輝示範。
隻要中國有文學，小說有讀者，端木蕻良這名字是不會被忘卻的！
安息吧。兄長！
端木書房
近日見解放日報發表舒乙兄文章，談慶祝回歸5周年，“中國現代文學館”香港舉辦展覽。展出三個書房的佳話。“文學館”是由巴金先生發起並捐贈自己的稿費啟動，經江澤民同誌批準，政府資助承建的。收藏大量珍貴資料。“作家書房”就是一項。展覽舉辦時我恰在香港。碰巧這三間書房原址我都曾到訪過。就回憶起一些往事。
且說端木的這間。1949年冬，端木剛由香港到北京時住在文化部招待所。1950年春北京市文聯成立，端木被任命為創作部長，搬進“霞公府5號”北京文聯。這個日式樓房是淪陷時期日商“清水組”的公司。三層以下是辦公室，四層是宿舍。東西一條通道，兩側對列房間，房間都一般大，不到lo平方米。我和後來任全國文聯副主席的羅楊兩人住一間，兩床之間剛能走過一人，沒地方放桌子。端木是名家兼部長，獨居一室，就有書桌和座椅。靠牆還有固定的書架。那桌椅的擺法。和今天展出的相似。但要擁擠雜亂得多。桌椅之外，地上還擺了個舊貨攤上買的瓷缸，缸中泡著棵半枯的樹枝。他說這是“水柳”，葉子長滿後很好看。隻可惜從沒見它長滿過葉子。牆上還掛著他自己寫的字幅(當時他在練寫篆書)，和舊貨攤收來的畫，有次他把舊畫取下換上一幅朋友畫的“紅牡丹”。上邊有端木自己題的款，說“洛陽有名花黑牡丹。美得舉世無雙……”(大意，原文已忘)。我看後坦直地說：“我看這畫不如你原來掛的舊畫好，你鄭重掛上，是為了尊重作者吧？”他說：“人家特意畫了送我。我當然要鄭重掛上。”我說：“既是朋友就該實話實說，你這題詞誇得過分點了吧？”他笑笑說：“你沒看懂。再瞧瞧，我誇獎的黑牡丹呀，他畫的是紅牡丹……”
屋子小無法待客。來訪的人也不多。惟一常來找他的就是吳祖光。那時端木單身，祖光也是獨行俠。他有空就騎輛從香港帶回來、被北京人視為高檔品的風頭自行車來找端木，一聊就是半天，我就是在端木屋裏認識的祖光，後來同時當了右派，重新出土後，我的小說《那五》發表後，祖光頭一個寫文章給我鼓勁，此乃後話。
端木在這間書房中寫過幾篇作品，很少被人談到。其實這幾篇東西反映了建國初期端木的創作心態。他從香港回來滿腔熱情要寫作，但以當時的文壇氣候，他感到寫他熟悉題材卻與現實不搭界，寫工農兵又缺乏生活。於是他就放棄小說，與文聯的編章，多爾袞王爺嫡係後人金寄水合寫了京劇本“戚繼光斬子”，為解放台灣鼓勁；接著又配合宣傳“婚姻法”，把趙樹理小說“羅漢錢”改編成了評劇本。另外，他還邊讀邊寫，寫下了厚厚一本“紅樓夢劄記”。其文並未發表。但在“批判紅樓夢研究”學習時，他曾以此為據寫一兩篇評論。他後來寫“曹雪芹”，我相信這材料起了不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