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這樣的人，命裏注定是脫不了反右這一關的。盡管他從來不鋒芒畢露，也沒寫冒尖帶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請回北京文聯參加座談會，我說了話他沒說話，可還是和我一樣被錯劃成了右派。但當上右派後我倆運氣卻來了個剪刀差。我一頭跌進深坑，再沒緩過氣來。他卻因禍得福，先是碰到個比較講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單位，使他在勞動中仍保持了作人的尊嚴和閑心。碰到1962年與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續寫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說。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他發表的首批小說。接著在安排工作時，靠了北京有關單位和熱心老朋友們的幫助和支持，以他寫過《範進中舉》為理由，把他調進了北京京劇團，當起了專業編劇。當時我在邊遠的改造地點，獲得回京探親機會，立刻約林斤瀾一起找到曾祺為其祝賀。我們避而不談文學，隻講吃喝。曾祺特意弄了瓶“蓮花白”。做了一個冰糖肘子，一個炒雞蛋，他頗為得意地說：“你們知道嗎？以前飯館招廚師，考他做菜手藝炒雞蛋。雞蛋炒得好，別的菜不在話下……”
沒想到這一調動還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江青和她培植的“樣板戲”，但我還得承認“樣板戲”救汪曾祺有功。汪曾祺除了是右派，還曾背著個曆史問題黑鍋，所以他在北京文聯積極申請入黨而難以如願。幸虧他搞“樣板戲”得到旗手賞識，有關方麵認真調查其曆史，才發現所謂曆史問題是個荒唐的笑話，掀去了扣在他頭上20多年的屎盆子。不然就憑這一件，能否挺過“文革”十年，很難猜測。
汪曾祺靠“樣板戲”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門。但始終保持清醒，從沒有燒得暈頭轉向。這時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隻腳。這時他已搬到城裏住了，我回北京探親，事先沒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驚喜。談話中我表示為他的境遇高興，相信他在順境中更能把握自己。他說：“我還有這點自知之明，人家隻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從沒有過非分之想。知進知退，保住腦袋喝湯吧……”在那種形勢下，他頭腦不熱，神智不昏，因之“四人幫”倒台後，他沒有說不清楚的事。既沒與人結下仇，也沒給人下過絆，順順當當進入了撥亂反正的時代。當然經過這場大風波，他感到有點疲勞，嚐過一輪大起落對世事有點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陣。這時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斤瀾知道曾祺的心態，跟我說過多次：“咱們得拉著他一塊幹，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50年代幾個人的舊作，編為一套叢書。王蒙、斤瀾、劉紹棠和我都在冊，但沒有曾祺。林斤瀾就建議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見，曾祺自己卻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願收，解放後的不夠數。斤瀾知道後找到他家與其爭論，連批評與勸說。要他盡快再趕寫出一批小說或散文來，湊夠一集出版。他被諍友赤誠感動，這才又拿起筆來寫小說和散文，由此激發了汪曾祺寫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寫過“樣板戲”的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學界仍然閃光，但他並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飾臭名昭著的“樣板戲”。這很顯示他的人格和魄力。當有人懷念、留戀、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樣板戲”，甚至辯解說“江青跟樣板戲並沒多大關係”時，汪曾祺卻不怕丟人，敢於露醜，現身說法。以自己經曆的事實證明江青是怎樣奴役藝術界，使其為“四人幫”反動政治服務的。汪曾祺並不因為自己受益於“樣板戲”就顛倒黑白，誤人保己。我曾在一個會上說過，就敢於否定樣板戲這一點來說，汪曾祺是位英雄！
再說汪曾祺
曾祺和斤瀾年紀比我大，學問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幾十年，我們在文學上卻談得不多。缺乏主動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無能並無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談文學尤其少。算起來總共不超過十次。平均五年談一回。
50年代中，與我同輩的幾位青年作家，如紹棠、穀峪都出了書，我還沒一本集子，看著挺眼熱，想把已發表的作品編在一塊出本書，可又覺得分量不夠。找曾祺要主意，他沉吟片刻說：“出也行，不出也罷。”便不再多說。這話我反複咀嚼。才明白是持否定態度，又找到他說：“接受你的建議，不打算出了。”他笑道：“急著出書幹什麼？要急就急在創作路子上。你現在的題材、觀點、文風都不錯，跟時興的路子一致，容易發表也容易被看好，這點你比我強。最大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
這是我頭次聽說作品還要找到作家自己。從此自覺不自覺的總想找找自己。1957年反右之前，斤瀾在北京日報發了篇小文章，談文藝觀點，一千來字。字斟句酌，行文嚴謹，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卻對我說：“你見到斤瀾跟他提一聲，講究語言是他的長處，但過分考究難免有嫻巧之虞。這麼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瀾轉達了，斤瀾聽了蠻服氣，不斷笑著點頭自語：“嫻巧，哈哈哈，嫻巧，哈哈哈哈……”
1955年曾祺已調到《民間文學》雜誌任編章部主任。他來電話說：“我記得你到大涼山去的時候，收集過彝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嗎？”
我說：“有，整理了幾首，上百行，一直沒拿出去。”
他說：“我給你發了吧，寫幾句序言一塊寄來。越快越好。”
重讀那些民歌引起對大涼山多少回憶，感情衝動之下，序言寫得就如脫韁之馬，又臭又長。曾祺看後說：“民歌很好，隻是您這篇序言怕要動動刀剪吧？個人感慨的部分你另外單寫散文好了。就別擱在這兒了。這兒就介紹彝族民歌。”我說：“好。不過要由你來刪，我自己有點手軟。”他說：“行！”接著又建議把關於一位土司的記述也刪掉。他說那位土司既當過“國大代表”，又兼軍閥部隊的武職，是有出賣自己民族利益的劣跡的。雖然起義了既往不咎，我們寫文章大可不必再替他宣傳。當時我聽了，真覺得曾祺在政治上也比我老練。於是我又為他因曆史問題總是不能入黨而暗表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