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知道他毛筆字寫得不錯。當年《說說唱唱》印信封信紙，刊名和地址用手寫體，都是汪曾祺起稿。他挺愛幹這件事。顏體，歐體，柳體，三種各寫一張。楷書，行書各寫一行，請全編章部民主挑選。人們評頭論足，叫好的人不少，但沒人因此稱他書法家。更沒人求他的字。不是那時寫得不如後來好，而是那年頭寫好字不稀奇。我們不到100人的小機關，能寫好字的夠半打：老舍寫魏碑，端木寫小篆，王亞平、柳倩寫行書，都有兩下子。有次政治學習，上邊交待討論時要作詳細記錄，以備檢查。組裏選人做記錄。主持人端木蕻良問：“選寄水行不行？”大家都說好，一向“逆來順受”的金寄水卻把手舉得高高的喊道：“不行不行！”有人問他：“你向來不是寧當記錄也不願發言嗎，這回怎麼不幹了？”他說：“幹也行，我有個要求。”端木問：“什麼要求？”寄水說：“允許我用毛筆記。別強迫我用鋼筆。”端木一笑說：“就這要求呀？批準啦。”寄水鬆口氣說：“這就沒說的了。有，同誌提過意見。說我愛用毛筆不用鋼筆是甘於落後，不求進步的表現，其實是我用鋼筆跟不上趟……”
我現在手中還保存著寄水自己寫的名片，放在書法展覽會上決無遜色。但他連書法家協會大門朝哪兒都不知道。
曾祺書法出名，首先是他寫得好，其次也得承認他有福氣，趕上了好機遇。
人們對曾祺與酒的關係說法頗多，認為連他的飛升也是憑借酒力，懷疑他不久前參加五糧液酒廠的筆會有不利作用。對此我持否定態度。曾祺嗜酒，但不酗酒。40餘年共飲，沒見他喝醉過。斤瀾有過走路撞在樹上的勇敢，我有躺在地上不肯起來的謙虛，曾祺頂多舌頭硬點，從沒有過失態。他喜歡邊飲邊聊，但反對鬧酒。如果有人強行敬酒，鬧酒，他寧可不喝。我跟他一塊參加宴會，總要悄聲囑咐東道主，隻把一瓶好酒放在他麵前就行，不要敬也不必勸，更不必替他斟酒。大家假裝看不見他，他喝得最舒服，最盡興。
從80年代起，家人對他喝酒有了限製。他早上出門買菜就帶個杯子，買完菜到酒店打二兩酒，站在一邊喝完再回家。這種喝法非他獨創。當年趙樹理就是這個喝法。北京文聯在霞公府，拐個彎就是王府井，從南口到劍匕口，沿途有兩家酒店，到八麵槽往西則是山西大酒缸。樹理拉我們去吃山西刀削麵，從南口開始，見酒店就進，進去多了不要，隻打一兩，站在櫃台前一揚脖喝完，繼續前進。這樣到大酒缸時已有酒打底，再要二兩酒四兩刀削麵一盤香椿豆。連飯帶菜就算全齊。曾祺繼承這個喝法稍有變化。三年前他小病進了醫院。我去看他的，他說大夫講他現在的病沒什麼，要緊的倒是要馬上戒煙停酒。不然後果堪憂。他打算執行。這以後我就有好長時間沒見過他。隔了半年多在一個會上再見麵把我嚇了一跳。隻見他臉黑發膚暗，反應遲鈍，舌頭不靈，兩眼發呆，整個人有點傻了！吃飯時有人給他倒了杯啤酒。他說：“就這一杯，我不敢多喝。”他三口兩口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馬上眼珠活了，說話流利丫，反應也靈敏起來。我回家後就給斤瀾打電話，我說：“老頭不喝酒有點變傻了。你最好跟他家裏人說說，是否叫他少量喝一點，要不老頭就傻了。他兒子王朗還是開通的。隻是他那臉色太暗，缺乏光彩，這怕不是好兆頭……”
也許我這話起了極壞的作用，此後吃飯他又喝點酒了。絕沒有放開量喝。這次去宜賓，雖是在酒廠開會，備得好酒，他也喝得很有控製，我和朋友們一邊暗地監視，並沒見他失控過。倒是他應酬太多，令人擔心。不斷有人要他寫字畫畫，常常忙到深夜。我曾勸他：“別太客氣。累了就不要寫。這麼大年紀了，不是小孩。”他說：“沒事，寫累了倒下就睡著，倒也好。”
從感情上說。我倒覺得他臨離開這個世界前，興致極好地喝兩杯未必是壞事。若在告別人生之前，連回味一下酒趣也沒辦到，反倒大小是個遺憾。
曾祺曾給我和朋友們講過一件趣事：京劇團有個老演員參加體檢。醫生看了他的各項化驗後說：“您的身體不錯。可是不能再抽煙喝酒了，隻要你下決心馬上戒煙斷酒，再活二十年沒問題！”
老演員說：“不抽煙不喝酒了，那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在潛意識裏，曾祺可能是欣賞這位演員的煙酒觀的。
我和斤瀾都剛恢複工作，《北京文學》一位編章陪同我們三人去一趟絲綢之路。到了吐魯番，伊犁，酒泉，敦煌，蘭州。因為隻靠文化界朋友“友情幫忙”，沒有官方的“公事接待”，這一路走得很艱苦。有時因為借不到車，關在旅館中幾天無所事事。有時車借到了司機大老爺卻架子很大，拿我們當盲流對付。從烏魯木齊去伊犁時，那位司機帶的私貨太多，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縫中，還對他說：“老頭，你給好好看著點！”到了伊犁，《伊犁文藝》一位資深編章陪我們去察布查爾山中訪問哈薩克牧區去，那編章批評了司機幾句，第二天早晨回伊犁時司機竟把編章扔在草原上……盡管受了許多氣，吃了許多苦，但因做夢也沒敢想今生今世還有機會享受這般自由，仍感到幸福天降，樂在其中！特別是曾祺，再艱苦他也沒叫過苦，再受氣他也不生氣。我有時管不住情緒想發脾氣，一見曾祺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冷靜，馬上氣散火消。從新疆回來之後，我特地把藏了多年的《壇經》找出來從頭讀了一遍。
我跟曾祺相識近50年，沒見他人前發過火，沒聽他人後貶過人。幾十年裏我隻聽他流露過兩次“不以為然”的情緒。一次是對當年把他定右派的某位領導人，一次是對個別新潮派。他有次與二位文學新星一道外出參加活動，這二位嫌酒店檔次低要搬家，嫌介紹時把他們排在後邊要退席，說起話來氣衝鬥牛，一舉一動都透著小人得誌。有人談起孫犁同誌的文學成就，說他是少數幾個真懂得什麼是文學的人，他的語言是隻能體會，不能模仿的。他們把嘴一撇說道：“可是孫犁也缺乏自知之明之處，對我們這批人也想指手畫腳，他寫文章惹我們，我們就聯合起來轟他，怎麼著，他還不是叫我們轟在讀者眼裏掉了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