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下是一片湖水，過去是有蘆葦的。這地方本極荒涼，光緒甲午年間忽然傳出水中出現了水怪，吼聲如牛，有人說看見它半夜從水中躍出，頭如磨盤，兩眼光芒刺人，張著血盆大口，並聲稱專吃洋鬼子。一傳十十傳百，全北京的閑人與忙人就都趕來看，小販們見是做生意的好時機，就在湖邊擺起各種吃食攤、雜貨攤、香燭攤。大清國京兆尹下令禁止觀看，誰也不聽，隻好派兵到湖中抓水怪，說是兵從東邊下水，水怪在西邊吼叫；兵趕到西邊，水怪又從東邊冒頭。皇太後見“剿”法無效，改為“撫”法。請二百名和尚道士來建法棚，作法事，誦經拜佛，焚表燒香，要和妖怪交朋友。沒幾天日本人在大東溝外打起仗來，整個北洋艦隊泡湯了，才把這妖怪的事不了了之，而湖邊也就形成個小市場。
湖北岸也有個土崗，上邊也有幾間房屋，但名稱沒有南邊的雅，名叫“窯台”，是明朝燒磚瓦的地方。湖水中有幾處高坡，原有樹林，樹林中有不少墳墓，石評梅高君宇合葬在此，有位以喝酒聞名的“醉郭”墓在此，賽金花墓在此。還有兩個墓一叫“香塚”，一叫“鸚鵡塚”。“香塚”前有墓碑，碑文頗有文采，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日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竭，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又詩雲：“蕭騷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夭桃又濃李，不堪重讀瘞花銘。”而更有警世意味的倒是“鸚鵡塚”的銘文，那隻鸚鵡很靈巧，會背詩，主人不在家時被貓咬死了。主人寫給它的銘文說：“文兮禍所伏，慧兮禍所生，嗚呼！作賦傷正平。”
四
說到陶然亭來的戲劇界朋友，多半是來喊嗓的，是指太平盛世。我到陶然亭後所認識的這幾位朋友，卻一個也不喊嗓。因為那時是“文化大革命”正在“徹底完成”之際，這幾位朋友是被革出藝術界的，不敢再喊。我們隻是默默地打拳，小聲地閑聊。我們之外喊嗓的人是有的，多半二三十歲，身穿紅衛兵的假軍裝，張口就是：“聽罷奶奶說紅燈……”再不就：“朔風吹，林濤吼，萬千氣象。”一聽這個，我們就趕緊縮緊頭，把臉扭向山坡。我們的“首領”沈玉斌先生，是北京戲校創始人，第一任副校長。有人就小聲開玩笑說：“沈先生，別扭頭啊，這是您的學生！”沈老往地上吐一口唾沫說：“別罵我了！您聽聽，滿嘴牛黃馬料，我有這種學生嗎……”所以至今我一見到站在台上或電視屏幕前，厚著臉噴吐“牛黃馬料”，並大言不慚介紹自己的“成功之路”者，總想起沈先生來。單就這句唱詞看，本沒什麼不好，但一聽這唱詞就使人想起提倡它的那位“女王”和他們製造的地獄，就不由得毛骨悚然。這是符合巴甫洛夫條件反射論的。如果我們麵前有個孩子，你每天叫他聽貝多芬的《月光曲》，聽一個樂句打他一鞭子，如此重複幾百次，我相信你即使手中不拿鞭子，他聽到這樂曲也會渾身發抖。你再罵他說“貝多芬的音樂是美的，你不會欣賞是愚蠢的表現”，他也還是厭惡那音樂的旋律，這是彈琴的人無法理解的。
在我們這一群朋友中，隻有一個人唱樣板戲而不遭到我們反感。此人姓勵，人稱勵八爺，他是電話局職員，從北京有電話局那天起，他就是職員。他給荀慧生、馬連良、譚富英都安過電話；他是戲迷，從小就住在黑窯廠，是賽金花的鄰居，也是參與為她治喪的一個人。他和許多著名演員不僅認識，而且從孩子時就跟他們在陶然亭一塊遛彎。他的記性又極好，凡朋友們唱的戲，他都會唱。因為他都給他們捧過場，不是會唱一段或一場。每場戲從鑼鼓點到胡琴譜全會。不管哪個行當哪個流派，他全會。有的演員學“馬派”，忘了一段詞，就來找他，“八爺，《十老安劉》那一段怎麼使腔？您給我捋捋！” “好！”他馬上整出戲給你唱一遍。可他沒上過台，他的嗓子不好。他惟一的消遣就是早上進陶然亭，一邊遛彎一邊唱。一出戲從開場唱起，圍著公園遛一圈，恰好唱到閉幕。他邊唱邊白邊做手勢身段。別人看他笑他，他全不理，自得其樂。可“文化大革命”一來，壞了，他進了公園剛念一句引子“金井鎖梧桐”，一群劇團的紅衛兵把他圍上了：“怎麼著小子？你敢放毒？”嚇得他不敢再唱。可是他不唱戲比生病還難受，幾天下來，又黃又瘦。他說：“這怎麼辦？不讓我唱我要憋死了！”朋友們隻好勸他：“沒法子，你就改唱樣板戲吧！我們不怪你！”從此他就改唱樣板戲。可紅衛兵聽見了還是要鬥他，因為他唱的比哭還難聽。
五
勵八爺除去會的戲多，一天唱一出自娛，還有兩大特點：收集戲報、小報，熟悉陶然亭的掌故。他大概從民國初年就收藏海報，每看一出戲，便把海報保存下來。要查哪一年北京的什麼戲院演過什麼戲，誰參加演出，你去找他，決不會叫你失望。這個愛好保持下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海報可收集了，他就收集各種油印、鉛印的傳單、小報。什麼“打倒彭羅陸楊”啦，“擊退二月逆流”啦，他全有。“文化大革命”過去後，文物部門發出啟事要收買“文物”，他捧著這些去賣，人家看了一眼，說這算不上文物，不予收購，他心中十分委屈。我本有意把他這些東西買下來，認為這實在也應算難得的“文物”，又怕他礙於朋友交情不肯收費，遲遲未開口，後來聽說他一怒抱到收廢品處，當爛紙賣了。我後悔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