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傍大海即海商，
扯篷揚帆求富忙。
滄海求利不作羞，
家家報賽話夕陽。
在唐代以前，福建人的主要經濟活動還是小農耕作的農業。在經曆了唐代的開放和五代十國“政權空白時期”對外貿易的大氣候後，重商逐漸取代重農。各種資料顯示，宋元以後，隨著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以及歐洲商人和印度商人來閩的日益增多，福建人的經商對外貿易一發不可收，其足跡遍布東南亞、東北亞、印度洋，甚至遠至東非、地中海等廣大地區。
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被排在末位。一旦從商，則不得仕官為吏。但福建由於遠離中原文化區，受中原風氣影響相對弱些；再加上商人的勢力和影響，商人的地位不僅未受到挑戰，反而使中原那種貶抑商人的傳統製度和觀念受到強有力衝擊。早在閩國時期，統治者就對商人刮目相看，正如唐文基主編的《福建古代經濟史》中所言：“‘閩商’借雄厚實力，參與和介入閩國的政治活動和政治鬥爭。閩國統治者常有借助閩商之力，媾溝與五代中原王朝的往來，甚至以‘閩商’作為閩國的使者而‘奉表稱番’於五代。閩商人林仁翰、林靈仙曾孫，後事閩王王延曦，曾謀求市舶司之官。”閩南一帶更是推崇“商能致富”“商勝於工，商勝於農”，“以商為榮”觀念深入人心。宋泉州莆氏家族長於海外貿易，擁有大量船舶，甚至有私人軍隊，南宋朝廷幹脆任命莆壽庚為舉市舶，掌握泉州財政大權。元初，莆壽庚投降元朝，又被授官閩廣都兵馬招討使並參知政事，累官直至泉州行省平章政事。莆氏亦官亦商，進一步擴大其商業領域，直至擁有80艘海船，成為地方第一大勢力。至明清，一些大商人集團由於得到地方勢力和鄉族勢力的有力支持，成為左右地方的不可忽視的力量。朝廷為了安撫這些勢力，不得不多加拉攏和讓步。這恐怕是其他省的商人所不曾有的。
經商給福建帶來的影響巨大，不僅促進了福建經濟的發展，而且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改變了中國社會傳統的鄙商觀念，培養了一大批善於經商的商人。重視經商的結果不僅是富了地方，富了民眾，也提高了福建在全國乃至世界上的地位。經濟的富庶也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商業文化的發展，也使福建形成濃鬱的重商風氣。從定海、寧海一帶的風俗、民諺中就略見一斑，試舉幾例如下：
“弗買弗賣，三代分敗。”
“不怕折，就怕歇。”
“家有千金，不如日進分文。”
“吃弗窮，著弗窮，下算弗著一世窮。”
“窮店比好漢。”
“大富由天，小富由勤。”
“十裏一個鋪，凡百都有數。”
“福由自致。”
“石頭瓦片有翻身。”
上述諺語都抄自明清時期的縣誌，這是那個時期出自平民百姓內心深處的感受，從這裏聽到的是，家藏千金，不如做一個日進分文的小買賣；開一個窮店可比得上做一個英雄好漢；隻要能經營，石頭瓦片也有翻身之日；不做買賣，不到三代就要家敗。充滿了對經商的歌頌、追求和向往。在重農抑商有悠久傳統的中國，從朝廷到思想家很少有重商的認識，可在舟山民間卻發出另一種呼聲，一掃內地那種輕商、賤商的聲浪，歌頌商業，這就是勇為天下先的商業精神。
泉州民諺也說：“和氣生財鄉，顧客挨挨來。”為了拉攏顧客，店主還不時搞一些所謂開業若幹周年大酬賓、換季清倉大拍賣、拆遷大甩賣，以及購物摸獎等銷售活動。清道光《晉江縣誌?風俗誌》中對閩中重商風氣有所描寫：“富者上吳下粵，舟車所至，皆可裕生涯。貧者背負肩挑，裏巷遍招，亦堪資貿易。瀕海之民，又複高帆鍵槽，疾榜擊汰，出沒於霧濤風浪中，習而安之，不懼也。趨利之多，自昔為然。其小者如賣煬、賣餅、賣荔、賣柑、賣桃李、賣楊梅、賣甘蔗者，熙來攘往，聲滿街衢，朝暮不息。”
廈門著名的老字號新南軒酒店的廣告
商業標誌實際上是一種傳統的商業廣告方式。《泉州市誌?風俗誌》描述：“肩挑小販沿街巷叫賣時大多拉腔提嗓，如喊如唱，招徠顧客。有的則以吹響器或打擊器物為記，如賣肉的吹竹管或螺號，賣蜜餞的吹嗩呐，賣魚丸湯的以湯匙碰擊瓷碗，閹禽畜的吹短笛，算命先生敲牛角等等，各具一格。”新店營業開張，要裝飾門麵，並舉行隆重的懸掛招牌典禮，老式招牌多製成匾額，墨跡多出自書法名家或名人之筆，這就是商業民俗中的文字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