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德山的第二天，一早濱田就趕到旅館，領著我尋訪舊日的足跡。我們看了我住過的地方（現在已是一座高級住宅，沒有一絲舊日痕跡）。看了當年日本人出入的宏大的廠門和專為中國人出入的狗洞般的側門（如今一個是更加宏大壯觀的正門，一個是隻供運貨的側門），隔著一條河看了工廠內我勞動的舊址（那廠房日本戰敗後就廢棄了，現在成了空曠的存貨場），還看了被炸平的女宿舍的舊址（現在是一座辦公樓）。每到一地我和濱田、中元湊在一塊回憶往事，要錦琦和橫川先生替我們把話翻譯給我的中國同行們聽。他們有時憤慨，有時感歎，有時稱奇。我時時擔心的無聊和心煩的臉色，卻一直沒有出現。我念了句阿彌陀佛。我明白這樣的參觀除當事人外，誰也看不出所以然，誰也不會發生興趣的。我由衷地感謝同行們對我的寬容和遷就。
其實這樣做我確也有我的打算。一是趁我力所能及回味一下三災八難，會使剩下的歲月活得更加心平氣和，樂天知命；二是同行的夥伴文學上很有成就，年齡上卻分屬幾個不同時代。我感到不同年齡段的同行間增進理解的重要性。請他們陪我重訪舊地，百聞不如一見，會有助於我們之間的溝通。
我幸運地發現，這兩個目的都超預計達到了。
這早晨我們出門之前，就結算了旅館費，帶著行李去參觀。該看的地方看完，也到了我們去車站的時間。中元也回長崎，在德山曹達的側門（就是當年專供華工出入的那道門），我們跟濱田握手道別，濱田卻縮回手說：“不行，最後我還有個要求，沒有滿足之前我不告別。”我問她有什麼要求盡管說。她說：“叫我請大家吃頓午飯。吃完我們再分手。”
一個隻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要請我們全團吃飯，這實在有點離譜了。我先表示謝絕。隨後橫川健先生也表示反對。等我把她的要求說給中國同行們後，大家既感動又震驚，卻沒有一個人讚同。濱田卻早已打好主意，既不生氣也不改口，隻是堅決不走。跟大家一起去了車站還一同進了站台。她隻是跟我說：“我是你的朋友，你要替我說服大家滿足我的要求。能有這次聚會不容易，很難有下一次了。讓我盡一下心吧。我請不起豪華大宴，但盡點心意還是花得起的……”
沒辦法，我隻得又轉回頭來替她說話，說服大家接收她的盛情，並說給我朋友麵子也是抬舉我了。大家見我如此，便進了車站內的飯館。我對濱田說：“我把大家說服，接受你的款待了，你也要聽我的主張，由大家自己點菜，你不能幹預。”她連聲說：“好，好，好。既然要請大家，當然以大家滿意為止。大家隨便要，我帶的錢足夠！”
過了一會，服務員把大家各自點的飯菜送了上來，人們不約而同的“咦”了一聲。誰也沒跟誰商量，點的東西卻有個共同特點——都是最便宜的一種。最便宜的麵，最便宜的飯加上最便宜的菜。濱田看了大叫不行，堅持要大家各自再要一樣好點的菜肴。我告訴他，心意大家領了，可沒有時間再等菜了。她歎了口氣，站起身來向大家鞠了一躬說：“謝謝，謝謝，你們的心意我全都明白……”
我們跟濱田在飯店門口告別分手，她跟大家握手，跟我擁抱，然後一路鞠躬退出站台。我們又跟中元走了一段路，他隻是埋頭走路什麼也沒說。到了天橋前要分手了。他抬起頭來，我才看見他已是淚流滿麵。他擦擦淚，跟每個人都擁抱了一下，什麼都沒說，扭頭走向天橋。快上天橋的台階了，他突然回過頭來對我們大聲喊道：“世界上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愛中國！老弟，我愛你們……”
曾鎮南，何申，格非……這些專門研究人情人性的人，居然眼睛都閃出了淚光，同時都舉起手來向他揮舞。可是誰也沒說什麼。直到他走上天橋，人們看不見他的身影了，格非才歎口氣說：“沒想到，真沒想到，我本來還以為他是鄧先生的個人朋友。其實他是咱們大家的朋友……”何申說：“我都蒙了，我的禮品打在包裏都忘了拿出來！”曾鎮南隻是說：“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火車來了。今天上車跟昨天上車相隔二十多小時，人們少了點新奇、陌生和拘謹神情，增加了些咀嚼、沉思和感慨的意味。
車開出很遠人們才開始聊天。
我對朋友們說：“對不起，叫大家陪我參加一趟拉練。好了，明天開始就可以進行真正的文學交流了。”
朋友們對我說：“謝謝老鄧叫我們體驗一下生活，進行了人學交流。”
我對我自己說：“再到扶桑，了卻一樁心願。”
§§和老索相處的日子
報上說哈裏遜·索爾茲伯裏去世了，美國發出新聞說他的生命結束在汽車上，在從康涅狄格去紐約的途中。我馬上想起了新英格蘭那個與他同名，叫“索爾茲伯裏”的小鎮，想起從那裏到紐約的高速公路。五年前他開車走這條路，把我送往紐約。
我很悲痛，失去了一個好朋友。
哈裏遜·索爾茲伯裏因為二戰中與蘇聯軍民共守在斯大林格勒，連續發出蘇聯戰場的消息而世界聞名，得過很權威的普利策獎，任過作家協會主席。他跟斯諾是朋友，斯諾早就建議他到中國采訪，向他介紹過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情況。由於種種原因，他直到年近八十才來到中國。他為紅軍長征的事跡所感動，便帶著心髒起搏器，沿中國紅軍長征的路線艱苦采訪了一路，在中國、在海外采訪了上百名與長征有關的、各方麵的人物。書印出來時他已過了八十大關，在中國，這個年紀的作者多半會用從容的方式“發揮餘熱”，他卻像年輕人那樣又作起寫“新長征”的準備。與此同時，他與卡曾斯、裏斯等專家學者，積極為開創中美作家定期對話熱心奔走。在馮牧、王蒙等合作下，1984年這個願望終於實現，此後數年間連續舉行多次。按年紀按成就按家產，他已算誌得意滿的人了。仍如此拚搏，是他把工作看成個人的存在形式。
我1986年到美國參加中美作家會談。他熱情接待。會議由雙方共同主持，互諒互讓，合作得順利愉快。我擔心記者一個個把作家單獨調出去訪談，影響會議進行。他便決定開幕時發布一次新聞，然後轉到海邊僻靜小鎮關上門開會，謝絕采訪，會後再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建議，參加會談的雙方作家應包括各種不同觀點和藝術傾向的人，要最有影響、最負盛名的人。我們便將與會作家的名單事先通告給他們，征求他們意見。結果會開得很成功，氣氛極融洽。大家暢所欲言交流了創作觀點，探討了共同感興趣的問題，並為以後對談作了安排與設想。
“我要寫中國的新長征——改革開放。要采訪中國農村，這方麵你能給我點什麼建議？”有次在海邊散步，他向我問道。
我說：“不要隻看最好的，也不必專注最落後的。多看看中間的，傳統的中國農業地區，那是中國農村大多數。”
“具體地點你認為哪裏合適？”
我說：“可以去山東，那是中國典型古農村區。”
“再具體一點！”
我說可以去我的故鄉平原縣。那裏從戰國時期就建立了縣治，而直到改革開放前，似乎還用傳統的辦法種地和生活。他欣然同意，並請我為他做向導。
1987年他又來中國。先去了南方，從南方打電話來約我在山東德州會合。
德州是我的故鄉，對他很歡迎，安排周到。我領他看了抗日戰爭戰鬥遺跡，看了農村和鄉鎮企業，訪問了幾家養殖、運輸、工商個體戶，請老農、基層幹部給他介紹曆史和現在的情況，還找了位熟悉曆史的作家介紹當年義和團起義的史料。他非常興奮，白天跑了上百公裏，參觀采訪。晚上就用他那二次大戰的老打字機整理素材，不論幹到多晚，不把一天采訪材料整理完決不上床。有天他約那位作家來談義和團。談到淩晨兩點還沒結束。我隻得把作家叫出來，悄悄囑咐他適可而止。我說：“老頭是年過八旬的人了，不要累垮了他。”那位同鄉找個借口告辭了。後來老索知道這是我的主意，對我很不滿意地說：“你怎能這樣對待我，我是小孩子嗎？你的好意真叫人受不了。”
白天采訪，晚上整理材料。我倆隻在車上才有空交談。有一天途中趕上了一個村逢集。他叫車停下，頗有興致地到集市上走了一圈，他看中國農民，農民也看他。雙方都衝著對方笑。雖語言不通，但互相友好的心願都表達無誤。回到車上他問我：“這地方是不是很少有外國人來？”我說：“今天可能是他們第二次見到外國人。”他問：“那第一次是誰？”我說：“二戰中的日本軍隊。”他聽了大笑。笑完說：“他們對我態度很友好，他們能分辨洋鬼子也有好壞！我喜歡這種毫無準備的見麵，這才是真實的情形。”又說：“市場很興旺。當然生活水平還很低，但看得出溫飽已不成問題，而且有了閑錢。年輕人開始追求時髦了，你不見有人在買牛仔服嗎？鄧小平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這裏人說改革開放這幾年，比過去幾百年的發展還快，這是可信的。我明白了為什麼改革開放政策在中國深得人心。”有一天參觀一個個體戶養雞場。那戶主是個刑滿釋放人員，曾因替日本侵略者效力判過多年徒刑。服刑期間學會養雞，釋放後正趕上改革開放，就自己辦起了雞場。富裕後很熱心公益，受到了政府和群眾歡迎。那人對老索招待當然很隆重。可是老索冷淡，稍看看就離開了。在車上我問他：“你好像對這裏不大感興趣。”他說：“我對為敵人效勞的人心裏厭惡。到這裏我隻為證實一件事：連這樣的人經濟活動都得到政府支持，可見改革開放的決心。”
最後一天我領他到我的村子去做客。他跟我們村長和鄉親們暢談了兩個小時，又在村中參觀。我們村的經濟情況是中間偏下的。但家家都住上新房。惟我家仍是土房，因為多年沒有人住，快要塌了。我的堂弟覺得丟人，不肯叫他去看。他諒解地笑笑，沒有堅持去，但在車上表示很遺憾。同時對我說：“你無論如何再到美國時到我家裏看看，住幾天。不是紐約那個公寓的家，是康涅狄格一個小鎮，那個鎮的名字就叫索爾茲伯裏。”
我問：“是因為你住在那裏，才起了這個名字嗎？”
他說：“不是的，完全巧合。但因為這個巧合，我更不願意離開那裏了。那裏才是美國，到了紐約不等於到了美國！”
1988年我參加完漢堡的“中國文化周”，應約轉道去了去美國。
我在紐約下機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去了州立大學所在地奧伯尼。一進於梨華的家門，她就告訴我索爾茲伯裏來過電話，叫我一到就和他聯係。我立即與他通話。他問我何時能去他家。說他現在外地講學，我定下時間，他如期趕回家去。我說我在東部要在三個學校演講，最後一講是耶魯，他請我耶魯演講完就到那附近的一個小鎮機場與他會合，然後一同去康涅狄格。
正是新英格蘭樹葉變紅的季節，從阿爾伯尼到馬薩諸塞，從麻省又到耶魯，一路秋山紅葉，如火如荼，美不勝收。演講很順利，玩得也很盡興。在耶魯演講完詩人鄭愁予夫婦開車送我到約定的機場，已有個中國女孩在等候，是張潔的女公子唐棣。索爾茲伯裏為我們交談方便，特請她一同前去做客，為我們當翻譯。小唐棣當時正在衛斯裏女子學院讀書，離耶魯不遠，恰好又有幾天假期可以陪我們。
索爾茲伯裏穿著異常整齊，打了領帶，從一架小飛機上下來，擁抱住我說：“好極了，你到底來到我家了。”我介紹他認識愁予夫妻。我們五個人兩輛車立即奔向康涅狄格。
走了兩三個小時，轉過幾道小山，看見一汪清亮湖水和湖中小船，繞到湖後，便看到有條岔路，路口兩邊的樹上橫拉著一道鐵索，上掛著木牌，牌上寫了幾個字。老索停下車，跳出車門伸手摘下鐵鏈指著那條岔路說：“從這裏起是我的地界，你們可以先在我家門口欣賞一下風景。”
隻見四周一片青綠，林木蔥鬱，流水淙淙，滿眼野趣，不聞市聲。不遠處有一幢白色民居小房，房前吊著條小船，靜悄悄不見人影。
老索說：“那是我最近的一家鄰居，最近好像進了城，所以幾公裏內隻有我一家人了。”
他擺手叫唐棣開車帶路，開進他的地界，他在後邊把鐵鏈拴好，上了唐棣的車，繼續前進。
走了約摸一公裏，才到他家門前。
這是個白色的二層小樓，小樓後拖著一長條平房像條尾巴。夫人聽到車聲迎出來在台階上站定，笑容滿麵跟我們招手。車開過正門在側麵停下。老索下車後幫我拿出行李領我從邊門進了樓，打開一間屋門說：“這是你的臥室。”
從樓後來了一男一女兩個中年人。兩個都穿工裝褲，戴著勞動手套，男的拿樹剪，女的挎著一籃蘋果。索爾茲伯裏介紹說這是他夫人的女兒和女婿，住在距此幾公裏的地方，是來幫忙摘蘋果的。窗外不遠就是個小蘋果園，樹長得並不好，蘋果個兒既小，顏色也不鮮亮。索爾茲伯裏說：“我不用化學肥料，連化學殺蟲劑也不用。你不要嫌它難看，它絕對沒有汙染。”
兩個年輕人跟我們寒暄幾句，放下蘋果拿起小籃，到房前菜地摘菜去了。我帶著好奇心跟到地邊看了看，見菜長得也是又細又蔫，菜葉上滿是蟲咬的眼兒。那位女婿向我連說帶比劃地笑著解釋了一番。我雖然聽不大懂，但完全明了他的意思：有蟲子咬過，證明是絕對沒用化學藥品的，沒有汙染。
這晚上索爾茲伯裏就用自己種的蘋果為我們洗塵。邊吃邊談，氣氛既熱烈又親切。那絕無汙染的蘋果外貌欠佳，味道也平常。大家還是交口稱讚，索爾茲伯裏像個孩子，聽了很高興。
第二天一早愁予夫婦告辭，我和唐棣就住下來，過了幾天難得的安靜、悠閑生活。索夫人也是作家。索爾茲伯裏寫中國紅軍“長征”，她寫了本《我隨索爾茲伯裏長征》。寫她陪丈夫在中國采訪的經過。隻剩下我們四個在一起時，最辛苦的是她。老索上午寫作，下午陪我們遊玩。三頓飯全由她操勞。雖然麵包和肉是存在冰箱中的，但青菜水果都要現吃現采。老索不愛趕時髦，他家的電器、灶具都很陳舊，是城市裏已經淘汰的東西。她的勞動很不輕鬆。
老索的住屋不大，書房不小。書房是木板牆鐵皮頂的平房，牆壁和地板都不上油漆，而且凸凹不平。柱子不僅沒有刨光，上邊還有許多破損處。書桌和靠椅也是舊物。桌上那件老打字機，二次大戰在斯大林格勒就是用它，現在還在用，油漆磨掉露出了銅色。在中國我見到時就說過：“你這架機器可以送進博物館了。”他說：“要送的。我已說好，我去世以後把它交博物館保存。”我問他這房為何不刷油漆。他說這裏原是一個農場，書房是個馬棚。他不願失去馬棚的原樣，當然，馬糞是清理出去了，別的沒有動。這屋裏有一部電話機，也是那種古老的黑鐵盒子，斑斑駁駁。壁爐旁還堆了一堆木柴。我問他：“你這裏做飯、取暖都已用電，準備木柴幹什麼？”他說：“到了冬天我這裏常被雪封住道路，電線也有被風刮斷的時候。有時想叫除雪車來除雪，連電話也打不通。我會被困在這裏，準備下木柴，至少人凍不死。”
靠牆根放著個有活門的木箱，像是捕鼠器，但大得多。我問他：“這是什麼？”他說這山裏有一種鼬鼠，常夜裏跑進屋來把他的東西搞得亂七八糟。他預備了這個東西，裏邊放進食物，鼬鼠進去就出不來了。我說：“抓住它怎麼辦？殺掉吃了嗎？”“怎麼可以那樣？”他正色說，“這種小動物很懶。他們吃飯後總愛睡覺，我等它睡著後搬上汽車，拉到二十公裏外大森林裏去，打開箱門，等他睡醒後自由走開，我再把箱子拿回車上拉回來……”聽他那口氣，不像是怎樣對付鼬鼠，倒像是在談如何照看小孩。
客廳一麵牆對著蘋果園。整麵牆都是落地玻璃門窗。他站在窗前向外閑看，我坐在沙發上看畫報。他小聲叫我，神秘地招手。我走過去，他指指窗外，我發現他的蘋果園裏進去了兩頭鹿，正在伸頭吃樹上的蘋果。但他窗外掛著的許多條奇怪的裝飾品，使我看不清。那是用一根根長繩串著的幾十個易拉罐。我想拉開門到外邊草地上去看鹿，他卻攔住我說：“不要去驚動它們。對客人不能那樣。”我就說道：“既然要欣賞蘋果園和小鹿，你就不該再掛那些裝飾品！”他說：“那不是裝飾品，是給鳥預備的交通信號。我這窗太太，像一麵大鏡子，從外邊看整個樹林都映在裏邊，小鳥常常受騙，照直飛過來一頭撞在窗上，撞得暈頭轉向。我掛上這些，風一吹他們會響會動，小鳥就不再上當了。”
我望著這個八十多歲的孩子（他反對人們把他看作老人），很難想象他在戰場上是個什麼樣子。但他確實是在硝煙中摸爬滾打過來的人。
下午，我們在他的領地和鎮上閑逛。這片領地中有幾個山頭，山上樹林很密也很雜。他不修道路，卻在最高山頭建了個茅屋，閑時坐在那裏看山下的湖，林中的鳥。要爬上這山頭，很費力。因為他對這山林的一切都聽其自然。活著就讓它隨自己意思活，死了任它幹枯、倒落。山坡上滿是橫七豎八倒下的大樹，直立著許多一人高的粗大木樁，像是有意設下的路障。我問他這些木樁是幹什麼用的。他說最早從歐洲來的移民曾在這裏采過礦，廢棄怕也有一百年了，這是留下的惟一遺跡，他舍不得清除它們。至於那倒下的樹，把它還給土地不正是最好的處理嗎？
我們上鎮上去總要捎帶著辦事。這裏遠離鎮區，沒有人來處理垃圾，每過一周他要把裝好袋的垃圾送到十公裏外的處理場去。然後從那裏再去鎮上，鎮很小，隻有一個交通崗，還是位女警察。平時車輛來往不多，女警察盡可坐在樹下打盹。有個教堂，有個法院，但沒有監獄。我問他：“如果出現了犯罪，犯人關到哪裏去呢？”他說：“寄放別的城鎮監獄。當然要付給人家租金。好在幾十年來就出現過一次這種事，是個酒鬼喝多了，醉中燒了鎮議會的樓，再有一次犯罪事件是有人偷獵了一隻鹿，沒有判刑，罰些款就完事了，省下了租用監獄的錢。”
我在的幾天，正是萬聖節前夕，在紐約應是熱鬧的購物季節，這裏仍然很清靜，就是街上多了個貨攤，賣萬聖節做鬼頭用的南瓜。攤上賣真南瓜，鎮上還有家百貨店賣假南瓜。假南瓜是塑料做的，挖好了鼻子、眼睛，孩子們買去套在頭上就行。我看看那些假南瓜，竟都寫著“台灣製造”。
老索必去的地方是郵局。郵局不在市中心，是在鎮外一個隻三四戶人家的居民點上。很低的平房，門口豎著一根高高的旗杆，高懸星條旗。門前靜悄悄沒有一個顧客，裏邊隻有一位老太太辦公。櫃台上沒放著信封和郵票，卻擺了些小絨狗、小兔子、變形金剛。老索向老太太介紹我，老太太聽說來了個中國人很高興。她說去年才到中國旅遊過，對中國印象很好，那是個很迷人的國家。我問她擺這些玩具幹什麼，是代賣嗎。她說不是。到這裏來的顧客都是熟人，辦完郵件總要閑談一會，若帶著孩子來，孩子聽大人閑談會不耐煩，預備點玩具，他們有東西玩，就不吵著要走了。
老太太送我幾張郵票作紀念，我把胸上帶的中國筆會的徽章送給了她。
我住了幾天，發現這裏幾乎全是英格蘭移民的後裔，沒碰到過一個黑人，也沒見其它少數民族，跟紐約完全是兩個天地。在紐約街頭你隻消站上十分鍾，至少能聽到五種語言，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德語、法語和中國話、日本話，各說各的。這裏隻有純正的英語。房子也是一種風格，白色的小二層樓，陽台上擺滿鮮花，車房在底層的右側。怪不得人們管這一帶叫新英格蘭。唐棣呆了兩天回校了，剩下我和索氏夫婦成天用手勢交談。臨離開的前一天，老索為我開告別派對，竟費盡心思請來了當地一位華裔。這位朋友見到我非常激動。他說他是這鎮上惟一一個華人，平時很少有外邊人來，我可能是到這裏來的第一個中國大陸的客人。這位華裔美國人漢語已經辭不達意了，但仍熱心翻譯。當時正是美國大選時期，電視台每天在播雙方競選的節目。有時各自發表演說，有時雙方辯論。索爾茲伯裏問我：“你對這兩人怎麼看法？”我說：“對美國的總統競選人，我怎麼好發表什麼意見？我希望誰當選都保持現在這樣好的中美關係。”他笑笑說：“我告訴你，這兩人一個是混蛋一個是傻瓜。不過誰當了總統，美國都會尊重他的權力。愛美國不等於要愛總統，遵守法令跟喜歡總統也不是一回事。他一旦當選他就不再是某個人了，而是政府的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