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懷無可與天爭，淚灑重衾病枕紅。江左仇深空切齒，桃園義重苦傷情。幾根傲骨支床瘦，一點雄心至死明。閑消遣酒後茶餘談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哼完他笑著問：“什麼叫‘無可與天爭’，怎麼個‘重衾病枕紅’，‘一點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壯懷’、‘傲骨’又太文了，誰的耳朵能聽懂？相聲該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作的作了，我想法給你們找唱家，找地方發表。要嫌這活小丟了身份，我帶頭先幹。”
他剛從美國回來，家還沒安下，人們把這話隻當表態，並沒當真。誰知沒過幾天，大眾創研會的刊物《說說唱唱》就登出了他寫的太平歌詞《中蘇同盟》，電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聲段子《維生素》，《光明日報》連續發表了他改編的相聲段子《繞口令》、《假博士》和《鈴鐺譜》。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說說，是動真格的。這時是1950年上半年。文化班頭，知名作家，從美國回來竟用這些作品打炮，不僅令人叫絕，更令人起敬。看到了熱情愛國，助人為樂，不擺譜，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個新段子叫《張樹才舍身炸碉堡》，就是我受他感召寫出來的，是我終生惟一被演唱過的曲藝作品。
不久北京市召開了第一屆文代會，成立市文聯，老舍先生當選為主席。我也調到文聯工作，就幾乎天天見麵了。老舍先生這主席當得很認真，風雨無阻，每日上午必到機關辦公。但他又是我見過的最不像主席的主席。對屬下像對家人，隻有平輩與晚輩之別，沒有職務高低之分。跟我們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別注意儀表的整潔。我在《說說唱唱》編輯部工作，他常上編輯部來閑聊，他的整潔跟我的邋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就住在編輯部對門，有天我就穿著褲衩背心進了編輯部，正碰上他坐在那兒，他看見我先是一愣，隨後笑笑說：“小鄧，把衣裳穿了再忙事兒吧，大小咱們也是個衙門不是，來個人看見招人笑話！”我從此開始注意整潔。我們寫的習作他不僅親自過目，而且評點。有次我寫了篇涼山彝族的故事，裏邊有段描寫說：“山穀中的霧氣，夜間落到草葉上變作露珠，太陽升起後又化作白雲升到空中……”寫完自己還很得意。交給編輯部後，老舍先生批了幾個字拿回給我，上邊說：“雲是雲，霧是霧，露是露，你別瞎攪和。”那時我正崇拜蘇聯文學，連文風都模仿翻譯文字。寫文章絕不說“河邊有三棵樹”，而要寫成“樹，一棵，兩棵，三棵直直地美麗地拉開距離排列在那看得見激流聽得見水聲的河岸上，挺立著”。有回我問老舍先生：“人家說我文章寫得不順溜，您說怎麼才能順溜？”他說：“寫完了自己關上門先大聲吟念兩遍，自己念著順嘴，不打夯兒，它就順溜。要是連自己念著都繞口令似的，人家也看不順眼！”這點教導，我受用了一輩子。至今寫完文章還要關上門先念一遍。有不順嘴的地方，堅決改過。
除去公務，老舍還愛攪“閑事”，在他身上分不清哪是分內的事哪是分外的事，甚至有點“公私不分”。解放初期不光寫舊的作家生活困難，國畫家們日子也不好過。齊白石的畫在中山公園展銷，一幅中堂定價四十元人民幣還賣不動。陳半丁、於非廠更不用提。有位名畫家揭不開鍋，裱畫師傅知道老舍愛畫，出於同情，拿了幾幅畫去找老舍說：“這位先生過不去年了，好歹您留下他幅畫得了，價錢由您定……”老舍先生掏幾十元錢給來人說：“這點小意思拿去請他先墊辦一下，畫我不敢留，藝術是無價的，我哪能隨便留人家畫？”事後就跟文聯的同誌們說：“這國畫家也是我們團結對象，得替他們想想辦法。”在他倡議下成立了個“北京市新國畫研究會”，組織大家學習和寫生，幫助解決生活困難。當時正重新翻修天安門，他就以文聯名義跟有關領導請求，把天安門內部宮燈、隔扇的繪畫工作全為國畫家們包了下來，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總在胡同裏碰見兩個算命的盲人，見他們生活困難非常同情。又跟文化局和文聯同誌們說：“解放了，人們不迷信了，這算命的瞎子沒生意了。他們裏邊多數人都能彈會唱，把他們組織起來，教他們為新中國歌唱，既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困難，又擴大了我們宣傳隊伍，不是一舉兩得嗎？這事咱文聯、文化局也該管吧？”就在他的倡議、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盲藝人學習班”。他們下鄉下廠，演唱歌頌新中國的節目，很受歡迎，還整理了一批傳統的曲藝段子，成為一支出色的殘疾人演出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