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十八歲定親。
按照鄉間的習俗，第一次“見麵”應該是十分隆重的。姥姥仄著小腳專程到城裏來了一趟，跟母親商量。母親說，讓妮來一趟，就在城裏見麵吧。接母親的意思，在城裏見麵，就有了些體麵。姥姥又回去問二姐，二姐不說話，隻默默地坐著。於是就這樣定了。
那天晚上鄉下來了許多人。來相親的畫匠王村人充分地展示了他們的“富裕”。家中的小院裏紮滿了自行車，全是八成新。七八條小夥整整齊齊地站在院子裏，一身的新。進來一個是藍帽子，藍布衫，藍褲子；又進來一個還是藍帽子，藍布衫，藍褲子；個個都是藍帽子，藍布衫，藍褲子。
布料是當時很時興的斜紋布。那說親的女人排在前邊，手裏赫然提著十二匣點心！她身後，藍色的漢子們一個個木偶似的相跟著，小心翼翼地進屋坐了，叫人很難分清相親的是哪一位。
大概是一支煙的工夫。眾人稍稍地說了一些閑話，漢子們便站起身一個一個往外走，像演戲一樣，上了場，又慢慢退場。二姐始終在屋裏坐著，穿一件棗紅布衫，圍一條毛藍色的圍巾，就那麼勾頭坐著，怔怔的，不知在想什麼。這當兒，一個瘦瘦的小夥臨站起時把一個小紅包遞到了二姐的手裏。他慌慌地看了二姐一眼，就往外走。突然，二姐站了起來，說：“等等。”她掃了那小夥一眼，慢慢地說：“把錢拿走。”
眾人一下子愣住了。走出門的藍漢子全都折回頭來，一個個驚惶不安地望著二姐。尤其是那相親的小夥，臉慢慢泛白，頭上沁出了汗。那汗一豆兒一豆兒地生在腦門上，又一層層一排排地“長”，頃刻間布滿了那張微微泛紅的臉，凝住揮不盡的尷尬和窘迫。他站在那兒，周圍靜得沒有一點兒聲音，隻有那汗珠滴滴圓潤……
二姐勾下頭去，匆忙解開了那個小紅包，包裏是厚厚的一疊錢。二姐把錢遞過去，很果決地說：“拿走。”然後將包錢的小紅紙輕輕地揣進兜裏。
這是莊嚴的一刻。屋裏的人全都默默不語，呆呆地望著二姐。多年後，我才知道鄉下人是很講究形式的，在他們看來，形式就是內容。這一揣使漢子們暗暗地鬆了一口氣。二媚收下了小紅紙就等於定下了她的終身。她的一生就押在了那張小紅紙上。就在那一瞬間。漢子們笑笑地走出去了。隻有那未來的姐夫走得沉重，仍然掛著一臉的汗。他們感到詫異，二姐為什麼不收錢呢？
二姐收下了那“汗”。當那汗珠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未來姐夫的腦門上的時候，我分明看見二姐的眼眨了一下。正是那一豆兒一豆兒的汗珠促成了二姐的婚事。二姐是在汗水裏泡大的，她深知世上的一切都可以作假，惟有汗水是不會假的。二姐認“汗”。
事後我才知道，那晚畫匠王村人的“演出”並不成功。事前，姥姥曾差“細作”悄悄去村裏打聽過。“細作”問：“套家怎樣？”人說：“是東頭套家還是西頭套家？”“細作”又問：“東頭怎樣，西頭又怎樣？”人說：“東頭套家瓷實，家人當著支書呢，西頭套家窮……”“細作”回來說：“許是東頭吧？”姥姥不說話，就問二姐：“妮，你看呢？”二姐不吭。二姐定然是知道的。相親的婆家其實很窮很窮。那晚相親的“行頭”全是借的。錢是借的，自行車是借的，連身上穿的衣裳都是借的。為了相親，鄉人們集中了全村人的智慧和富有，從鄉裏借到城裏……據說，相親的姐夫已經說過七次親了，一次一次都吹了。因為家窮，因為床上躺著一個病癱的老娘……
二姐耳聾心不聾。這一切她都是知道的。她執意不要那三百塊錢，就是不要那注定將由她償還的債務。
在出嫁前的一年裏，二姐像換了個人似的，除了下地幹活，就不再上田裏去野了。我來，她也很少陪我去玩，就坐在家裏做鞋，給表兄妹們做，也給那定下親的藍漢子做，一雙又一雙。每次來，總見二姐在納鞋底，那線繩兒“嗞囉、嗞囉”地扯著，錐子從這邊紮過去，又從那邊紮過來，狠狠的。那動作裏似乎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二姐的鞋底是有記號的，鞋底上總繡著一隻黑蜻蜓。那蜻蜒用黑絲線繡成，翅兒乍乍的，還有兩條長長的須兒，活生生的，隻是沒有眼。我指給二姐看：“沒眼。”二姐懂了我的意思，笑笑說：“有眼就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