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舅一直在搜尋那艘船，那艘1925年從清浦港灣駛出的日本“大和丸”。他認定是那艘命運之船，把他送上了一塊真理的土地，使他找到了終生不渝的信仰。一直到死，大舅舅還掛記著那艘船，當生命的最後一線光亮在他眼瞳中閃動的時候，他還喃喃著：“汽笛響了，要……要開船了……”
大舅舅是十年前到我家來的。那時候我還不是清浦師院的教師，隻是個剛入學的工農兵大學生。我從學校回來，在家門口看見了他。是個初秋的傍晚，天色血紅。他穿著一件搞不清是什麼料子的舊西裝，手提一隻老式破皮箱，肩上斜背著個黃挎包，蹣跚著在我家門口張望，蒼老疲憊的麵孔被血紅的天光照得很亮。我沒想到他和我們家有什麼關係，以為是個問路的人，走到門口時，順便問了聲：“哎，找誰？”
他抬起滿是白發的腦袋看了看我，遲疑了一下，又看了看我家的院門，極恭順地哈著腰問我：“嘿嘿！同……同誌，這……這裏是解放路42號嗎？”
我點了點頭。
“咋……咋沒門牌呀？”
“早鏽掉了。”
“噢！噢！”他舒了口氣，把那隻破皮箱換到了另一隻手上，努力地挺了挺佝僂著的單薄的身子，要往我家院門裏走。
我攔住了他：“哎，哎，你找誰？”
他賠著笑臉，說出了我母親的名字。
我很吃驚。
母親和父親聽到動靜出來了。母親看到他就哭了，父親訥訥無言地在一旁愣著。他卻笑了，露出了一口殘缺不全的牙齒，臉孔上的皺紋顯得又多又深。
“到家了！到家了！”他說。
母親也含著眼淚跟著說：“到家了！到家了！”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我母親的大哥，我的大舅舅。我母親叫季伯華，他叫季伯舜。他比我母親大二十二歲，1924年他從北京跑到清浦鬧工潮時，我母親還沒出生；1925年他乘日本“大和丸”到蘇聯去時，我母親還不到一歲。他當了托派，一生都不走運，盡坐牢，先坐國民黨的牢，後坐日本人的牢，解放後又坐共產黨的牢，直到最近政府特赦全部在押戰犯時，才被一起放了出來。他一輩子沒結過婚，出來後，無家可歸，隻好到我們家來。據父親說，大舅舅釋放後曾就自己的定居問題給其他舅舅、姨媽們寫過信的，他們誰也不願意接納，大舅舅在安徽一個靠近勞改農場的小鎮上滯留了整整五十六天。
那日的晚餐很豐盛，還有酒，大舅舅卻不喝，他隻顧說話，時而中國，時而蘇聯，時而弗拉基米爾·伊裏奇，時而列·達·托洛茨基，冷不丁還講幾句俄語。
吃過晚飯後，大舅舅和我一起到閣樓上睡覺。閣樓上放了兩張床，他一張，我一張。他卻不睡，推開窗子，望著窗外淡遠而朦朧的水色問我：“是海嗎？”
我說：“不是，是湖，東平湖。”
大舅舅歎息了一聲，點了點灰白的腦袋說：“怪不得這麼平靜。”
我告訴大舅舅，海離這兒很遠，起碼五裏路，站在我家這個閣樓上是望不到的。大舅舅不相信似的，愣愣地站在窗前看，一隻手叉在腰間，一隻手按著窗台，因為身子佝僂的緣故，腦袋和上身幾乎傾到窗外，帶暗格的舊西裝衣襟硬硬地翹著，整個兒像座塑像。
塑像打那夜開始，在閣樓窗前立了起來，一立就是九年，直到他軀體中的生命之火一點點熄滅，軟軟地倒下為止。就是他死了之後，骨灰盒也一直是放在這窗台前的，母親不讓任何人動。母親說，既然他喜歡這裏，就讓他在這兒安安靜靜地呆著吧！他一生總坐牢，夠苦的了，臨了，總得有個歸宿。
母親認為，這是命中注定的。
命這玩意，還由不得你不信。注意看看這間閣樓，再看看這隻骨灰盒，你或許會驚歎：這世界上有許多事還真說不清。閣樓這兩麵抹了角，骨灰盒的這兩麵也抹了角，簡直就是個縮小了的閣樓。骨灰盒是定做的，事先誰也沒告訴他們要做成這個樣子，他們偏做成了這個樣子，你說怪不怪？母親看到骨灰盒時差不多傻了。
沒有人給大舅舅送喪，也沒人給他開追悼會，我們隻舉行了一個家庭式的簡單的火化儀式，在上海的小舅舅和在四川的三姨媽還沒來。當穿著白大褂的殯儀館工作人員推走大舅舅的遺體時，我哭了，第一次領略了悲涼的滋味。
大舅舅赤條條地來，又赤條條地走了，這喧鬧的塵世上沒他的骨血。他留下的唯一寶貝，是他趴在閣樓窗前桌上寫了九年才寫完的手稿：《忠於信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