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是該好好進行一番反省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應該具有進行自我批判的勇氣和精神的。弗拉基米爾·伊裏奇有這種勇氣和精神，羅莎·盧森堡有這種勇氣和精神，列·達·托洛茨基也有這種勇氣和精神。他——季伯舜，一個從青年時代就不屈不撓追求共產主義真理的中國革命者，難道不更應該具有這種勇氣和精神麼？向真理投降決不是一個革命者的恥辱，季伯舜知道。但是，他更想弄清楚，問題的關鍵是：現在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是否真的掌握了真理？他們真的如郜明所言，是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還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漂亮旗號，以民粹主義加機會主義取代了馬克思主義？這一點至關重要，是必須首先從理論和實踐上搞清楚的。
郜明沒有食言，一個星期以後，派人把幾十本中文版、俄文版、英文版的馬列著作給季伯舜送來了。同時送來的還有在解放區出版的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實踐論》、《矛盾論》等書籍和一些油印出版物。季伯舜帶著一種近乎瘋狂的熱情讀了起來，邊讀邊思索邊回憶。
對這段時期的思索，季伯舜在《忠於信仰的人》中寫道：
“……在昏黃的燈光下，在看守巡視的腳步聲中，我翻動著那一頁頁我熟悉而又陌生的書，我為之獻出了青春、自由和生命的書。中國近半個世紀的革命鬥爭風雲在我眼前翻滾。我驚訝地發現，中國托派並不是真正的，至少說不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教條主義傾向太嚴重，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他們沒有真正實踐托洛茨基同誌關於中國革命的偉大理論，因此也就不可能在中國無產階級中建立起自己強大而穩固的先鋒隊陣營，並進而形成領導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他們注定了要在中國失敗。最荒唐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托洛茨基同誌明確提出了一邊在軍事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邊在政治上積極準備推翻國民黨的英明策略之後，他們中的許多同誌還在堅持推行其失敗主義主張。
“……而中國共產黨人雖然在理論上不承認，但卻在實踐上真正執行了托洛茨基同誌的英明策略。毛澤東和他延安的同誌們在與國民黨合作，對日抗戰的同時，積極擴充壯大自己的革命力量，大力發展革命武裝。抗戰勝利後，毛澤東旗下之正規軍和地方武裝力量已達數百萬之眾。因此，在打倒日本入侵者之後，已具備了一舉奪取全國政權的政治前景。事實也是這樣，這場抗戰最大限度地消耗了國民黨之有生力量，滋養了延安的共產黨。結果不出預料，三年之後，國民黨反動派滾出了中國大陸，共產黨贏得了新中國。我們中國托派反對派的曆史命運也就因此被決定了，我們極不公平地被譏諷為政治廢物，被指控為漢奸、反革命。
“……我們今天正麵臨著托洛茨基列寧派二十年代末期在蘇聯麵臨過的嚴酷現實。針對這種現實，托洛茨基同誌在1928年就說過：理論演繹和政治經驗表明，曆史的反作用力，否定，即反動時代，不僅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就是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後，也可能產生。這種反動在黨內最明白、最成熟的表現，就是對革命左派的野蠻驅逐、迫害、屠殺，以及對左派組織的毀滅性破壞……”
這就是季伯舜在1949年12月至1952年6月整整兩年半的時間裏反省出的結果。基於這種令人震驚的結果，清浦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判決書中說：季犯伯舜頑固堅持托派反動立場，無恥吹捧反革命托派頭目托洛茨基，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攻擊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斯大林同誌，毫無根據地汙蔑中國共產黨消極抗戰，挑起內戰，為蔣家王朝鳴冤叫屈……
也就在這年12月，中國國內托派殘餘成員在一夜之間全部被捕。托洛茨基反對派作為一個政治組織，不論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在中國大陸都永遠消失了。季伯舜當時並不知道獄外的這些情況，隻知道監獄裏一下子又關進來不少人。其中有一個熟人竟然是趙清生，那個1938年在清浦給他當過保鏢的工人同誌。
趙清生的罪名也是曆史反革命，反革命的事實是：曾積極從事托派組織的活動。季伯舜知道，1938年趙清生就參加了孫越的托派共產黨，可卻不知道在孫越入獄犧牲後，趙清生繼續領導著清浦托派黨堅持鬥爭，直到清浦解放，才自動解散了這個黨支部。由於趙清生解放以後停止了活動，當時並沒被抓。直到這次全國統一行動，才和各地的托派殘餘人員一起，幾乎在同一時間裏被逮捕。
季伯舜既悲憤又激動。悲憤的是，雖然他知道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對托派的迫害會繼續發生，可沒想到趙清生們停止活動了，還會被抓。激動的是，托派黨的力量此消彼長，就在他們這些老托派不斷坐牢的時候，一代代托派革命者又成長起來了。據趙清生說，就在他解散托派黨，停止了組織活動以後，清浦師院一男一女兩個大學生黨員還在繼續活動。這兩個大學生是一對戀人，女大學生賣了家裏的房產充當革命經費，二人跑到上海，在上海托派黨的支持下，連續出版了三期《號角》周刊。號召人民繼續革命，變這場毛澤東式的農民民粹主義的革命為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結果，第四期《號角》周刊正在印刷之際，二人在地下印刷廠和上海托派組織負責人同時被捕，被捕時，女大學生已懷五個月的身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