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沒想到小湯會叛變。小湯的哥哥是和省委書記田昌仁一起留蘇的同學，回國後不幸病故。小湯是田昌仁上任做省委書記時從上海帶來的唯——個青年黨員。田昌仁對小湯十分信賴，因而小湯的被捕沒引起田昌仁應有的警惕。出事的那天，他們非但沒有作轉移的準備，反而在大盛糧行倉庫裏秘密召開了省委工作會議，一直開到入夜，結果就給敵人造成了一網打盡的絕好機會。
郜明那天漏網了，他沒在機關開會，而是奉命到市中區委，和區委負責組織工作的劉萬興一起，分別慰問當日在“飛行集會”中被捕同誌的家屬。被捕的人挺多的，被捕家屬住得又很分散，他和劉萬興從下午跑到晚上九點多鍾，才跑了五六家。沒跑完的，他們準備第二天再接著跑。那天，郜明是準備回大盛糧行省委機關的，可走到中山大道交通銀行門口時，不知咋的想起了剛剛分別半天的淩鳳，鬼使神差又到了淩鳳家。二人談清浦，談安忠良，談蘇聯，天南海北扯了大半夜，扯得晚了，郜明就在淩鳳家住下了，而且頭一次和淩鳳有了那種關係。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郜明吻別了淩鳳，到劉萬興家去找劉萬興，想把昨天沒幹完的事接著幹完。不料，一進劉萬興的門，劉萬興的臉孔就變了顏色。劉萬興告訴他，省委機關已不存在了。郜明驚呆了，未假思索就判斷出：小湯做了叛徒。事情很清楚，被捕的人中，隻有小湯在省委機關工作，知道機關所在地，市中區委的交通書記老金和其他同誌是不知道的。而小湯一叛變，他也就危險了——即便沒在昨夜和省委機關的同誌一起被捕，日後被小湯認出來，也還是要被捕的。
郜明和劉萬興緊張地商量了一下，決定分頭通知和省委機關有聯係的黨員幹部立即撤退，同時，他們自己也盡快離開省城，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
這是1931年5月2日早晨八點多鍾的事。
九點十分，郜明趕到自己聯係過的市委書記溫寶金家門口，發現溫寶金家門口停著一輛囚車，報警已來不及了，隻得悄然放棄。九點四十分，郜明趕到市委交通書記章仲良開的煙酒鋪時，發現煙酒鋪已被搗毀，章仲良夫婦已在數小時前被捕。十點多鍾，趕到省委接待站——四方旅店時，郜明又發現，這座小旅店已被軍警封閉，旅店裏的人已全被帶走……直到這時，郜明才明白：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僅僅一天一夜的工夫，“革命高潮”就不存在了。慣於製造“革命高潮”的新省委和他們造出的“革命高潮”一起同歸於盡了。
這大概是省委書記田昌仁做夢也想不到的。
其實，田昌仁應該想到。一個月前，在決定舉行這場導致毀滅的“五一紀念會”時，省委機關就有同誌提出過：不宜由省委機關的同誌參與或出麵來具體組織，否則，一旦機關的同誌被捕叛變，後果將不堪設想。田昌仁對這個意見卻沒重視，還慷慨激昂地說：“……要求下麵同誌做的事情，省委就要帶頭去做！省委機關的同誌都縮起腦袋，不敢出頭露麵，底下的同誌就更不願幹了，革命的高潮就永無指望了！”結果，省委機關的同誌出頭組織了，就釀成了這場滅頂災難。
一路往回走時，郜明既沮喪又恐慌，還深深為自己剛剛參與過的那場高潮愧疚不已。他太相信田昌仁的話了，生怕再犯右傾錯誤，就一味盲從，沒有對田昌仁和省委的錯誤決定進行有效的抵製，故而，對省委機關的被破壞，他也是有間接責任的。
後來，郜明才知道，這一切都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造成的惡果。當時的災難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到1933年1月，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已損失殆盡，連中央機關都不得不撤離白區，轉入中央根據地。劉少奇在黨的八大會議上說，那時國統區的黨組織和黨領導下的革命組織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既然是百分之百，他和當時的省委機關自然是在劫難逃，把毀滅的責任全推到田昌仁和省委身上，也就有失公允了。更何況田昌仁被捕後英勇犧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