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昨天是難以忘卻的。華熒山腳下的槍聲並沒有最後消除郜明對昨天的記憶——不是不想消除，而是消除不了。安忠良死了，他的妻子唐娟還活著。有一次他無意中在被拘押的反革命分子名單上發現了她的名字，當即叫人核查彙報，後來還在彙報材料上作過批示。事過多年了，如今再回憶具體批了些啥，已記不清了，他在後來的歲月中做過的批示太多了，再好的腦子也難得記下來。好在那內容還大致記得，大抵是說明唐娟其人雖係安忠良之妻，有知情不報，窩藏反革命之罪，但當年曾掩護我黨同誌，在曆史上做過好事，應予釋放之類的話吧。
批示做過之後，唐娟好像是放了，至少後來放了，仿佛全家遷離了清浦，回安徽農村老家去了。如果唐娟熬過了其後的多次政治運動，和1959年開始的大饑荒，改革開放後至少會有一個不愁溫飽的晚年吧？卻也說不準，一場場政治運動不說，三年“自然災害”就夠她受的，安徽可是重災區啊！
昨天的記憶並不僅僅滯留在唐娟一人身上。後來的幾年，郜明一直置身於清浦，每天都和舊有的景狀謀麵，威廉大街還在，125號還在，大教堂還在，昨天的痕跡也就無時無刻不觸起他刻骨銘心的記憶。更何況，除了唐娟之外，經曆過1925年那個早晨的季伯舜和鄭少白都還活著，他怎麼可能真正忘卻呢？
郜明到獄中看過季伯舜，也在被欺騙之中和鄭少白共過幾年事。這兩個人和安忠良一樣，都在脫離那個早晨以後墮落了。季伯舜這個政治瘋子麵對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依然死抱著托洛茨基的超革命理論教條不放。鄭少白則早在30年代就出賣同誌，當了無恥的叛徒。他們共同擁有的那個早晨實際上在開始的時候就失落了，記憶中的昨天充滿了哀傷。這哀傷的感情無疑是有害的，也是危險的，毛主席早就說過：“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風雨洗禮的他實在不該再保持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脈脈溫情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開始了，他作為一名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沒有任何理由沉湎在那些逝去的時光中期期艾艾——黨不允許他這樣做，黨需要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去。
那時候，郜明的老搭檔魯文軒已做了軍長，有一段時間軍部就駐在清浦市內。魯文軒常帶著幾隻豬蹄子，一包豬耳朵找郜明喝酒，常不無自豪地對他說：“老郜，你老夥計放開手幹好了，我老魯既當你的保鏢，又做你的後盾，誰敢給你老兄、給咱人民政府搗亂，我老魯用槍杆子收拾他……”
每逢聽到魯文軒這樣說，郜明總要適時地提醒說：“老魯哇，事情怕不會這麼簡單喲！我們靠槍杆子打天下，卻不能靠槍杆子治天下喲！再說，現在我們掌握了政權，明火執仗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敢輕易跳出來殺人放火了，公開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轉換成了隱秘複雜的思想路線鬥爭，這種根本趨勢不認識清楚，隻怕你這後盾當不好喲！”
魯文軒不以為然，認為郜明多慮了。這位老戰友根本沒想到1957年右派分子會借大鳴大放之機向黨進攻，更沒想到還有什麼反右傾鬥爭。結果，魯文軒非但沒做好他的後盾和保鏢，自己在反右傾時，也陷了進去，不但受了處分，還被降了幾級。陷進右傾泥坑時，魯文軒已離開部隊，做了主管農業的省委書記。這都是後話了。
反右的時候，魯文軒表現還是很好的，那時他剛剛轉業，對地方工作不熟，常常一連幾個星期、幾個月在下麵跑。有一回在林學院碰上幾個右派學生在鳴放會上大放厥詞，說什麼共產黨不講民主，太專製。魯文軒當場把他們頂了回去，發火要把他們抓起來。右派學生因此大鬧起來，狀紙遞到省委，遞到北京，告魯文軒用軍閥作風壓製鳴放。後來的結局是不用說的，魯文軒沒被告倒，那些學生們自己倒是倒了，“工人階級”一說話，這些人全都戴上了右派帽子。
郜明認為這並不錯。一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都堅持認為，反右是完全必要的，右派是真實存在的，他和黨共同犯下的錯誤隻是擴大化了，也僅僅是擴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