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春節還沒到，我故鄉的小城家家準備年貨。有人拎著山珍海味匆匆進門，有人拎著空兜子匆匆出門。到了臘月廿三的晚上，人稱小年，我們一家人圍桌大啖囤積的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有人敲門。
小年一般無訪客。開門，一位60多歲的寬臉大漢站立，像門框鑲的一幅畫。他笑而沉靜，胡楂重，如同說：“看你們能不能認出我來，看你們在吃什麼。”
“喲！”我爸如夢方醒，“白長歲！”
我媽同時喊：“白長歲！”像搶答。
我把手裏的筷子放下，想一一從他的胡子、帶笑意的細長眼睛和摔跤手的身態想起，他叫白長歲，我爸的戰友。
“快進屋，進屋……”我父母迎進他，大喜過望。白長歲矜持地搓搓鞋底，撣撣衣服，進屋坐下。
“哎呀，二十年沒見麵了。”我爸說。
“二十多年了。”我媽予以糾正。
這事是這樣。遼沈戰役攻打長春的時候，白長歲在戰場上救過我爸一命，他們是“四野”的騎兵。而“文革”中，他們有些戰友被打死或自殺了。經曆兩大劫難的戰友相遇，均有隔世之感。他們上次見麵是在沈陽，我也在。
我爸述說，我媽伴以淚水，白長歲吃肉喝酒，不抬眼簾。父母說完，白長歲也吃飽了，解開褲帶並咧開大嘴笑，露出堅固的牙齒。
“我這次來，”白長歲用下巴指我，“來看他。”
父母目光轉向我，極為驚訝，我更驚訝。我當時廿五六歲，剛岡0結婚，別無業績。白長歲從遙遠的地方來看我什麼？麵對父母催問的目光，我卻什麼都回答不出來。
白長歲從錢包裏掏出一張照片，是他和我的合影，我家也有。照片上，我們倆長得特別相像。我十來歲，他四十多歲。他說：“我老了，想念好多人。除了去世的，我打算見所有我想見的人。我去過雲南、青海。在你家停一下之後，到北京的女兒家過年。”
我爸不解，“你繞這麼大的彎兒，就為看我兒子？”
“難道不行嗎？”白長歲反問。
“怎麼不行？行。”我爸給他斟酒。
大家還是困惑。白長歲千裏迢迢看我，中間應該有一些故事緣由。
白長歲對大家的疑惑幸災樂禍，展開第二輪吃喝。白長歲是阿凡提式的人物。他曾把師長的土黴素藥粉倒掉，在膠囊裏放進煙灰。他給戰馬梳小辮、紮紅頭繩等等。我父母幾乎迫切地等他開口，他卻若無其事地啃雞爪子，把炒黃豆一粒一粒丟人嘴裏嚼，最後捧起鋁盆喝白菜豆腐湯，說：“你們這些人腦袋不開竅。”
“開什麼竅？”我爸終於等到他說話。
“七〇年，”白長歲說，“咱們在沈陽的大西客棧一起住了半年，你在陸軍總院治腰病，我治腿，‘文革’打傷的。我和你兒子天天在一起。我講故事，他背詩。我們倆一起上動物園，一起吃糖葫蘆，一起參加擁護西哈努克的遊行。後來我想，他長得和我這麼像是為什麼呢？時不時拿照片瞧瞧，琢磨這孩子現在長什麼樣啦。昨天早上一醒，我決定到你們家看看，這就來了。”
我父母哈哈大笑，心裏還是沒太搞明白。白長歲從帆布兜子裏掏出一把銀鎖、一小塊麝香和奶豆腐給我，竟沒給我爸什麼禮物。後來，他們談至深夜。第二天白長歲坐四點鍾的火車赴北京。
他走後，我父母說白長歲這個人滑稽。而我想起這件事，有時發笑，有時感動，悟出人與人之間確乎存在一種不需要理由的想念，不一定和年齡、經曆、性別甚至血緣相關。我沒參加過長春圍困戰，也沒在戰壕裏和他分吃豆餅，但白長歲愛我超過愛我爸，貌似滑稽，實則真切。好比說，一個人如果是一株樹，所念者不單純是土壤、水分和陽光。如果我是樹，會想念在我身上落過的小鳥兒，想念風和一去不返的流雲。人與人的親善，並不一定是你對我好，我生感謝，孜孜於施與報。放開眼界看，歲月中那麼多溫暖的眼神都值得記憶並懷想。我幫過白長歲什麼？他在一九四八年就是騎兵連長，我幫不上他。今夕何夕，卻來看我。
去年我與青年點的友人一同回赤峰縣東方紅大隊。日落時，從隊長秦舉的家裏出來——在他家吃過飯，說些話，該返回了——秦舉用右手攥住我左手，走在積雪的村路上。當年，我們這些知青餓了、累了、想家了，就到秦舉大哥家吃飯，擠在炕頭唱歌。他欣欣然照顧我們，並不圖一絲回報，於今依然掛念我們。走到車前，秦舉的手還不鬆開，使我無法用右手握他的右手道別。這時候，你覺得手有表情，有語言。手用手溫說話，沒說完的時候它不鬆開，比嘴裏的話更實在。
白長歲到我家也說：“來，把手給我。”他拉著我的手，看手心手背，握緊，好像手就是我。
寫到這兒，想起我的老師、詩人安謐（2007年辭世）的一首詩：
爬山啦/把手給我/涉水啦/把手給我/那邊呼喚啦/把手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