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期
徽秦合流清初，京城戲曲舞台上盛行昆曲與京腔(弋陽腔)。乾隆中葉後，昆曲漸而衰落，京腔興盛取代昆曲一統京城舞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秦腔藝人魏長生由川進京。魏氏搭雙慶班演出秦腔《滾樓》、《背娃進府》等劇。魏長生扮相俊美，噪音甜潤，唱腔委婉，做工細膩，一出《滾樓》即轟動京城。雙慶班也因此被譽為“京都第一”。自此，京腔開始衰微，京腔六大名班之大成班、王府班、餘慶班、裕慶班、萃慶班、保和班也無人過問，紛紛搭入秦腔班謀生。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以魏長生的表演有傷風化，明令禁止秦腔在京城演出，將魏長生逐出京城。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繼三慶徽班落腳京城後(班址位於韓家台胡同內)，又有四喜、啟秀、霓翠、春台、和春、三和、嵩祝、金鈺、大景和等班，亦在大柵欄地區落腳演出。其中以三慶、四喜、和春、春台四家名聲最盛，故有“四大徽班”之稱。‘春台班’進京時間，按漢調名家米應先於乾隆末年，在京曾擔任‘春台班’台柱時始，證明該班進京時間早於‘四喜’和‘和春’。‘春台班’位於百順胡同。‘四喜班’於嘉慶初來京。徽戲、昆曲兼演、尤以昆曲為著，故有“新排一曲桃花扇，到處哄傳四喜班”之語。該班位於陝西巷內。‘和春班’於嘉慶八年(1804年)於李鐵拐斜街組建。該班以武戲見長。道光十三年(1853年)解散。“四大徽班”的演出劇目，表演風格，各有其長，故時有“三慶的軸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之譽。“四大徽班”除演唱徽調外，昆腔、吹腔、四平調、梆子腔亦用，可謂諸腔並奏。在表演藝術上廣征博采吸取諸家劇種之長，融於徽戲之中。兼之演出陣容齊整，上演的劇目豐富，頗受京城觀眾歡迎。自魏長生被迫離京，秦腔不振，秦腔藝人為了生計，紛紛搭入徽班，形成了徽、秦兩腔融合的局麵。在徽、秦合流過程中，徽班廣泛取納秦腔的演唱、表演之精和大量的劇本移植，為徽戲藝術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徽漢合流漢劇流行於湖北，其聲腔中的二黃、西皮與徽戲有著血緣關係。徽、漢二劇在進京前已有廣泛的藝術交融。繼乾隆末年，漢劇名家米應先進京後，道光年初(1821年)，先後又有著名漢劇老生李六、王洪貴、餘三勝，小生龍德雲等入京，分別搭入徽班春台、和春班演唱。米應先以唱關羽戲著稱，三慶班主程長庚的紅淨戲，皆由米應先所授。李六以《醉寫嚇蠻書》、《掃雪》見長；王洪貴則以《讓成都》、《擊鼓罵曹》而享名；小生龍德雲善演《轅門射戟》、《黃鶴樓》等劇；餘三勝噪音醇厚，唱腔優美，文武兼備，以演《定軍山》、《四郎探母》、《當鐧賣馬》、《碰碑》等老生劇目著稱。漢劇演員搭入徽班後，將聲腔曲調，表演技能，演出劇目溶於徽戲之中，使徽戲的唱腔板式日趨豐富完善，唱法、念白更具北京地區語音特點，而易於京人接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各大名班，均為老生擔任領班。徽、漢合流後，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調與安徽的二簧調再次交流。徽、秦、漢的合流，為京劇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形成期
道光二十年至鹹豐十年(1840年-1860年)間，經徽戲、秦腔、漢調的合流，並借鑒吸收昆曲、京腔之長而形成了京劇。其標誌之一：曲調板式完備豐富，超越了徽、秦、漢三劇中的任何一種。唱腔由板腔體和曲牌體混合組成。聲腔主要以二簧、西皮為主；之二，行當大體完備；之三，形成了一批京劇劇目；之四，程長庚，餘三勝、張二奎為京劇形成初期的代表，時稱“老生三傑”、“三鼎甲”即：“狀元”張二奎、“榜眼”程長庚、“探花”餘三勝。他們在演唱及表演風格上各俱特色，在創造京劇的主要腔調西皮、二簧上和京劇戲曲形式上，以及具有北京語言特點的說白、字音上，做出了卓越貢獻。第一代京劇演員中，尚有老生盧勝奎、薛印軒、張汝林、王九齡等；小生龍德雲、徐小香；旦胡喜祿、羅巧福、梅巧玲：醜楊鳴玉、劉趕三；老旦郝蘭田、譚誌道；淨朱大麻子，任花臉等，他們為豐富各個行當的聲腔及表演藝術，均有獨特創造。後任‘四喜班’班主的梅巧玲，勇於突破青衣、花旦的嚴格分工舊規，為旦角的演唱藝術開辟了一條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