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員丁：我無法肯定它是真是假，最好用“碳14同位素”測定一下它的年份，如果確實是公元1世紀的織品，那就可以肯定它是聖物。
學員戍：我同意乙的看法。另外再補充一點，最好能夠用儀器測定一下它上麵血跡的年份，若與耶穌遇難的年份相近，那就更有說服力了。
從論證的角度來分析，以上5位神學院學員的議論中，隻有學員丙的論證方法是正確的，而其他人都是錯誤的。因為他們所使用的是條件推演方法，但學員甲的條件命題的前提就是假的，而學員乙、丁、戍使用的則是條件推演中的肯定後件的錯誤形式。其形式為：
如果是聖物，上麵就有血，
它上麵有血，
所以，它是聖物。
這種論證方法無疑是錯誤的。
在辯論中，我們要達到反駁對方論證的目的，既可以直接指出對方推論的錯誤，也可以模仿對方的錯誤推論形式，推出令對方感到難堪的結論。這種方法也能有效地達到揭露謬誤的目的。
使用演繹推理的三段論，不僅是一種很有力的辯論方法，而且是一種很有力的辯駁方法，在具體的辯論中我們不妨一用。
九、擒賊擒王，直接破的
我們知道，在反駁錯誤觀點時，我們既可以反駁對方的論點，也可以反駁對方的論據，還可以反駁對方的論證。但是，相對來說，反駁對方的論點是一種最直接的方法。“擒賊擒王、直接破的”就是這樣一種在辯論中直接反駁對立方論點的方法。這種方法直接去揭示對立方論點的錯誤、虛假，或者邏輯上的混亂。直接反駁對立方論點的具體方法很多：可以舉事實反駁，也可以進行分析反駁，還可以澄清概念來進行反駁。
在與對手的交鋒中，我們駁倒了對方的論據或論證，並不能就此斷定對方的論題是必然虛假或者必然錯誤的，這時候隻能說明對方的論題不可靠。要將對方徹底駁倒，還必須對對方的論題進行徹底反駁才行。這就如同打仗一樣，如果將賊首擒獲，敵人便會潰不成軍；否則，就不能說戰鬥已經結束。而“擒賊擒王、直接破的”的方法則正是通過對對手的觀點直接進行反駁借以駁倒對手的方法。可以說，在反駁對方時，這是一種最便捷的方法。
俗話說，事實勝於雄辯，使用“擒賊擒王、直接破的”的方法，最便捷有效的辦法是列舉大量確鑿無疑的事實，在鐵的事實麵前，任憑對方如何信口雌黃也於事無補。
例如，五十多年前，美帝國主義的發言人艾奇遜在為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在中國的黑暗統治辯護時，胡說什麼中國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對此，毛澤東同誌反駁道：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麼？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麼？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麼？艾奇遜的曆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的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佛遜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中國人民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
這裏，毛澤東同誌列舉了大量的曆史事實，對艾奇遜的“中國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論題進行了徹底的反駁，由於有大量的事實作依據，因而反駁顯得非常有力。這裏使用的正是“擒賊擒王、直接破的”的方法。
實施“擒賊擒王、直接破的”，我們也可以通過實踐來檢驗對手的論點，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同時，它也是檢驗某論題是否真偽的標準。在具體的辯論中，隻要將對方的論題用實踐一檢驗，其虛假性自然就會暴露無遺。
再如：有一個人拜訪一位將軍，這個人拿出自己發明的士兵製服給將軍看，說，這製服是防彈的。
“那好啊，你穿上它！”
將軍說著，按鈴叫來了隨從：
“你去叫上校帶上槍到這兒來。”
將軍回頭一看，防彈衣的發明者已不見蹤影。
防彈衣防不防彈，用槍彈一檢驗便可立見分曉，防彈衣的發明者不敢用子彈來檢驗，足以證明他所謂的發明不過是騙人的把戲而已。
在《“友邦驚詫”論》中，魯迅先生為了反駁國民黨政府通電中加給請願學生的所謂“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中委，攔劫汽車，攢擊路人及公務人員，私逮刑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種種罪名，特意在文章結尾引用《申報》的南京專電再反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