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1610～1695），字太衝，號南雷，浙江餘姚人，晚年自稱梨州老人，當時社會上稱之為梨州先生。他是明清之際傑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史學家。
在父親的影響下，黃宗羲自幼就喜愛讀書，但不盲目苟從。他的父親黃尊素教他八股時文，他不感興趣，總是讀自己喜歡的書，很多是天文、地理、曆算、人物傳記方麵的書。他對當時的社會問題很關注，還私下對朝廷的決策提出自己的見解。他的父親和其他的東林黨人同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對此，黃宗羲深表欽佩。天啟六年（1626）三月，他的父親黃尊素等東林黨人被魏忠賢陷害逮捕入獄。臨行前黃尊素要黃宗羲拜前來送別的劉宗周為師，學習理學，還教導黃宗羲說：“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從此以後黃宗羲努力攻讀史書，不敢有絲毫的怠惰，他通讀了明代的《實錄》和二十一史。這是他勤奮治史學的開始。
他以曆史經驗來洞察現實社會，並立誌要身體力行，投入到激烈動蕩的社會中。
黃宗羲在了解社會的實踐中，清醒地認識到，士人應關注天下大事，要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朝綱混亂，奸佞橫生，百姓困厄，那是士人的恥辱。崇禎十一年（1638），閹黨阮大铖在南京四處招搖，複社名士陳定生、吳應箕草寫《留都防亂揭》揭露阮大铖意圖東山再起的陰謀，要求把閹黨逐出南京城。當時，阮大铖的餘黨尚存，爪牙林立，但黃宗羲不懼險惡，在《留都防亂揭》上領銜署名。在崇禎一朝，黃宗羲積極地參加東林複社人士領導的政治活動。在他外出遊曆的日子裏，仍堅持學習，和一些名士自相師友，互相切磋，學問有很大長進。這時候，他的視野也開拓了不少。
清兵占領南京、蘇州、杭州之後，浙東各地紛紛組織義軍抗清。黃宗羲也在餘姚黃竹浦組織青壯年數百人為義軍，沿錢塘江布防，後來黃宗羲來到魯王的流動政府。失去了兵權後，對政事沒有多少發言權，但黃宗羲不甘空耗光陰，一有時間，他就對授時曆、泰西曆、回回曆進行校注。他的某些天文曆法著述就是在這種動蕩的環境中完成的。此外，在海上抗清時，他還寫了許多詩篇，記述抗清事實。
南明滅亡後，黃宗羲看到恢複明朝已失去希望。就回鄉著書立說，，決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為後人留下自己探索的經驗。這時他已是53歲的老人了，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寫出了大量著作。其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
長期不懈的思考使他的思想日趨穩定，社會的巨變以及個人滄桑的經曆，使他的思想更加深刻成熟。他為了研究明朝滅亡的原因和改革君主專製的弊端而發憤治學。
從王朝興衰的曆史中，黃宗羲看到，每一個王朝的傾斜，都是由於君主貪婪、殘暴；每一個王朝的興起，都始於血腥風雨的爭鬥。他認為封建的君主專製製度是造成社會危機的總根源。因為“君主把天下的利益盡歸已有，把天下的禍害全部推給別人”，君主為了得到或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即使使天下百姓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也在所不惜。他反對以君為主，以天下為客，讚美以天下為主，以君主為客的堯舜之世。他從民眾的利益出發，去評價治亂，他說：“天下或治或亂，不在於一姓的興亡，而在於萬民的憂樂。”他主張改一家一姓之法為天下之法。他說，天子認為對的未必對，天子認為錯的未必錯，並主張提高宰相權力，由士人來公論是非，限製君主的權力，使君主不敢自以為是。這是一種限製與監督君權的思想。這種民主思想為中國近代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提供了曆史借鑒。
黃宗羲一反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提出“工商皆本”。他認為把工商當成末業，妄加評論，並竭力壓抑，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工商兩業皆有益於社會民生，都是本業。這種思想反映了當時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要求。
黃宗羲注重實踐，不尚空談。治學態度嚴謹刻苦，嚴核考證，實事求是。他認為明朝的滅亡和明人的學風有一定的關係，明人專事口耳記誦之學，學無根底，喜歡空談。他指出，學問是用來經世的，不是炫耀的，他和弟子們形成了一個以經世思想為指導以研究史學為特點的浙東學派。他的《明儒學案》總結了明代近三百年的思想發展，包括了明代各派哲學家的學術思想和主張，是中國第一部比較係統的學術思想史專著。
簡評：
少年坎坷勤學，中年遊曆四方，老年隻爭朝夕專心著述。黃宗羲一生求索，終成大思想家。他的那種目光永遠向前、不倦追求真知的精神激勵著後來人奮鬥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