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子弟為好人，必令勤讀書，識義禮，方為家門之幸，否則本根拔矣。
——（清）錢泳《履園叢話》
人類對於文明和進步的永恒追求，決定了人類永無止境的奮鬥和拚搏。按照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洛斯的觀點，人的需求按順序可分為五大類：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在解決了基本生存需要後，殷實之家對功名利祿的追求變得更加迫切。夫子雲：“有教無類。”倉廩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對於一個物質生活富足的家族來說，子孫後代的教育是一件關係千秋萬代的大事情。明中葉以後，由於城市經濟、文化的興盛，市民意識抬頭，社會觀念開始發生變化，大宅院裏的人們，對功名利祿的追求表現方式更加直接，對子孫後代的教育功利心更強。
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家庭、重視家教的民族。古代中國社會結構和文化教育，都是以家庭作為最基本的單位進行的。人們首先注重家庭內部的人倫秩序和家族成員的行為規範，其次重視族人知書達理、修身齊家，然後才是實現治國安邦平天下的理想。修身齊家始終被看做是維護封建秩序教育的主要內容。顯然，社會倡導的是與封建專製國家製度相適應的家庭模式。然而也正因為如此，“家”和“國”的概念便深深地紮根於民族文化之中。明清山西宅院的主人，大都是有些聲望的人，他們非常看重子孫後代的教育，或者是敦聘最優秀的士子課讀子孫，或是將引導後人上進的名言警句刻寫在匾額上和牆壁間。為了更長久地保有富貴，守住滿堂金玉，富裕家族想盡一切辦法教育後代，弘揚祖業，光大門庭。因此，無論我們走進哪一所明清的山西院落，都會對北方大家庭的重教育人留下深刻印象。
清代大學士祁寯藻寫過這樣兩句詩：“深院塵稀書韻雅，明室風靜墨花香”，代表了明清文人士大夫們追求的一種超脫閑逸的庭院教育模式。明清時期，庭院文化有了更多的世俗精神，家訓更加具體、精細、繁瑣，對人的約束作用也明顯增大。庭院文化包括的內容非常豐富，內容涉及修身齊家之道、上行下效之禮、管理家事之法、立身處世之術、教育子女之方、勸勉學業之理、健體養生秘訣等諸多方麵，融入宅院的建築物，門楣、匾額和楹聯、照壁、影壁上的諸多文字，是宅院人重教育人的一種表現方式。因此，山西老宅院既是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也不乏間接的愛國主義教育功用。
家教古訓以做人和治家為兩大主題。在做人方麵，社會提倡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之風，而多讀聖賢書和加強修身養性是實現君子人格的主要途徑。另一方麵，庭院教育重視人的道德情操修養和知識才能培養，標榜胸懷坦蕩和言行一致的君子之風。在治家方麵，最高理想是家庭和睦，而遵從家禮和恪守本分是實現家庭和睦的主要途徑。家禮家規從上到下，有高低貴賤之分，有男女長幼之別，既規範了院內人的行為，也束縛著他們的思想。雖不乏敬老愛幼的積極因素，卻缺乏民主精神和自由氣息。其次，這些鐫刻磚石之上的家教訓條，絕不是一些無足輕重可有可無的空話，而是富有時代精神、人生經驗以及充滿哲理的警句佳言。把封建倫理思想和道德規範用幾個字的匾額和十數字甚至數十字的楹聯加以提煉或歸納，不可避免地帶著上智下愚、歧視婦女、因果報應等封建糟粕，但它又濃縮了生活中的許多實用信條，表現了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文化魅力。
明清宅院中的庭院教育內容，有積極的方麵，也有消極的方麵，比如無條件地承襲道統和服從封建秩序的要求，對人的感性欲求和個性發展進行扼製。明代理學家王守仁在他的《示憲兒》家訓中提出：“勤讀書，要孝弟（悌）。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誑言，毋貪得。毋任情，毋鬥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誌；能容人，是大器。”他的這些教誨當時應算做是聖人之教，廣為流傳。我們從山西許多老宅院的匾額、楹聯中，都可以看到與此相近相仿的說教。
紅門堡外的八字大照壁，正麵是石雕封侯掛印，路路相通，兩邊刻著七絕兩首，其一：門第從來稱紹衣，克繩祖武庶其幾，莫言令德光昭易，守得義訓世依依。其二：紀得華園維書香，匣劍亦曾淩漢光，文事武備兼濟美，為迎善舉致其祥。前一首講繼承先人德化教育，世代遵守義訓；後一首為書香門第人才輩出，文事武備兼濟。堡門內外有匾額、對聯各二，並有石刻的“朱子家訓”及“程子四箴”。朱子家訓教育人們勤儉節約，習書遵禮，修身齊家，安邦治國；程子四箴則把儒家“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信條加以深化，並提高到理性的高度認識，以收製外安內、克己複禮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