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改革的征途上幾乎每前進一步都有一個問題即姓“社”姓“資”的問題困擾著人們。由於長期以來形成的恐“資”病，人們往往在明顯有利於我國現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改革措施麵前，猶豫不決，裹足不前。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了生產力標準的問題，終於使我們找到了從根本上擺脫這種困境的鑰匙。生產力標準，是鞏固、完善、深化改革，轉變觀念，樹立新的思維方式的強大思想武器。那麼，生產力標準與姓“社”姓“資”的問題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生產力標準與姓“社”姓“資”的問題，首先是兩個相互有聯係而又不同的價值取向。生產力標準說的是，生產力是一切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衡量一個社會發展的狀況究竟如何，是高是低，是好是壞，檢驗一種生產關係或者上層建築是先進還是落後或者反動，一種經濟體製或者政治體製是優越或是過時，一種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抑或錯誤，歸根到底要以在當時具體曆史條件下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作為評判的根本標準。它是估量一切社會現象價值的最高尺度。而姓“社”姓“資”的問題，說的是某一社會、某種社會經濟、政治製度、某種社會意識形態是屬於何種性質的問題。
以上兩種價值取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係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中，從根本上說是統一的。把二者根本對立起來的觀點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理論曆來認為，社會物質生產是一切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由於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才逐步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人們之間的經濟、政治、思想關係，最終取決於社會物質生產發展的程度，其價值的判定，不能從抽象的概念、原則出發，歸根到底必須以是否適合於生產力的發展作為根本標準；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時代以後，由於社會化大生產的發育、成長，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製度必將代替資本主義製度。因此，曆史唯物主義理論是以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作為自己的理論結論的。離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目標，曆史唯物主義理論就會被曲解為“運動就是一切，而目標是微不足道的”的蒼白理論。另一方麵，科學社會主義學說與曆史上種種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後者都是離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企圖從抽象的社會公平原則或者人類的所謂理智、良心等等出發，期望實現公有製的理想社會，因而，最終都陷入了空想的絕境之中。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之所以是科學，就在於它以曆史唯物主義理論為基礎，把社會主義理想和概念，總是同發達的社會生產力聯結在一起。總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係中，第一種價值取向是以第二種價值取向為歸宿和落腳點，而第二種價值取向又是以第一種價值取向作為前提和基礎。革命的務實主義與革命的理想主義是相統一的。
在我國現階段現實生活中，對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追求，與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也是相一致的。我國是一個貧窮落後的不發達國家。在無產階級牢牢掌握政權，公有製經濟占主導地位的今天，凡是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方針、政策、辦法、措施，歸根到底對社會主義事業都是有利的，因而我們都不應當拒絕采取。另一方麵，凡是真心追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的人，今天都必須首先關心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否則，隻能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空談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不管白貓黑貓，隻要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隻有首先迅速增加社會財富的總量，才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
在第一種價值取向與第二種價值取向之間，在局部上也有可能發生矛盾的情況。例如，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實行多種分配方式，是有利於搞活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但，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按其原本的性質來說，畢竟不是社會主義的公有製。隻是在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占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它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現階段，我們發展這些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成分，在總體上、全局上，正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
那麼，在上述兩種價值取向中，何者更具有根本性呢？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生產力標準是第一性的，更為根本性的，而姓“社”姓“資”的問題卻是由此派生的。正如黨的十三大報告所說，“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應當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說生產力是根本標準，並不排斥其他價值尺度。每一個社會生活領域，都有自己特殊的價值標準和尺度。從搞社會主義的角度來說，當然就有一個社會主義成熟程度的問題，有一個姓“社”姓“資”的問題，但，就整個社會曆史發展而論，唯有生產力標準才是衡量一切社會現象、一切社會活動價值的根本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
（原文發表於《陝西日報》1986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