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估計到資本主義製度在香港等地還有一定的發展潛力這是承諾香港回歸後保留資本主義製度50年不變，實行“一國兩製”政策的重要前提。鄧小平同誌一再講，在香港回歸後，保留資本主義製度不變，就是為了保持香港在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的繁榮與穩定。“十億人口大陸的社會主義製度是不會改變的，永遠不會改變。但是，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曆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製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這說明香港現行的政治、經濟製度，就是說資本主義製度是適合於香港目前情況的，是有利於其繁榮與穩定的。正如鄧小平所說：“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香港現行的政治、經濟製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當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製度要保持。”
二、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上，
不僅要看到其對立的一麵，還要估計到其同一的一麵，在一定的條件下兩種製度可以和平共處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製度是在批判、否定資本主義以及一切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舊製度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社會製度，它反映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迫切要求和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製度與資本主義製度是兩種從根本上對立的社會製度。不批判、不否定資本主義製度和一切舊製度，社會主義新製度就建立不起來。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製度與資本主義製度之間的對立與鬥爭是絕對的、你死我活的。在緊張劇烈的階級搏鬥時期，在革命戰爭年代，在戰爭與革命成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突出強調社會主義製度與資本主義製度之間的對立與鬥爭，是客觀形勢的必然要求，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唯物辯證法同時認為，任何事物內部矛盾著的雙方，不僅存在著對立與鬥爭的一麵，而且還有統一、同一的一麵。毛澤東同誌在《矛盾論》中曾精辟地闡明：“一切矛盾著的方麵都因一定條件具備著不同一性，所以稱為矛盾。然而又具備著同一性，所以互相聯結。”“一切矛盾著的東西，互相聯係著，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義。”他還引證列寧的話道：“辯證法是這樣的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怎樣能是同一的，又怎樣成為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為同一的，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看做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當看做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這是何等精當、深刻！就是說，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看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不僅存在著對立、鬥爭的一麵，同時還存在著統一、同一的一麵，存在著互相依存、互相滲透、互相聯結、互相轉化的一麵。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不是簡單、絕對的否定，而是辯證的否定，否定中有肯定、批判中有繼承，不是簡單拋棄，而是揚棄。社會主義製度與資本主義製度之間的對立，不是絕對的、死的、凝固的對立，而是“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對立。
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在我們的頭腦中，往往簡單地把這種對立關係看做是“水火不相容”、“非此即彼”、“一刀兩斷”的絕對對立關係。“堵不死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的口號和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三自一包”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做法，就充分反映了這種簡單化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以至於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關於“兩個決裂”的著名論斷也作了這種簡單化的理解而引以為理論依據。這就大大誤導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實踐活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提出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方針的過程中，一方麵堅持社會主義製度與資本主義製度的本質區別與對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圖謀，堅持矛盾的鬥爭性；另一方麵，深刻闡明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同一性關係。鄧小平闡明的這種同一性關係，至少包含有三個層次的基本內容：一是社會主義要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各國所創造的文明成果，包括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二是社會主義要允許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的存在和發展，歸根到底，“這對社會主義有利而不是有害”；三是我國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不僅存在著矛盾的、對立的方麵，而且在國際關係、相互關係方麵還存在著許多一致的觀點和共同的利益，是互有需求、相互彌補的。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的發展有利。”江澤民同誌最近在會見美國副總統戈爾時也強調提出中美關係應把握三個原則，其中第一個原則就是“始終把握兩國間共同利益”；在接受法國記者采訪時又說，“中國是一個潛力巨大的新興市場，西方國家技術先進，資金雄厚，兩者經濟上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中國與西方國家雖然國情不同，但在一係列重大國際問題上具有廣泛一致的利益。”因此，我國政府在新時期，不僅是為了表達我們努力維護世界和平，爭取有一個進行國內建設的和平環境的願望，不僅是以對國際力量對比關係客觀、冷靜的估計作為基礎，而且也是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重新全麵、深刻認識的豐碩成果，是思維方式調整的結果。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毋庸諱言是有矛盾、有鬥爭的；但是另一方麵，又是有同一性的。兩種製度的國家和地區之間在同一性的基礎上又是可以搞合作、搞優勢互補的。有矛盾，有鬥爭，但可以進行對話，不搞對抗。總之，在一定條件的基礎上可以和平共處。這是對我們以往“左”的思維方式的糾正，同時，也是對西方國家某些政界人士“冷戰思維”的尖銳挑戰。鄧小平正是基於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的這種深邃的辯證認識才提出“一國兩製”構想的。他在1984年12月19日會見撒切爾夫人，在談到“一國兩製”時曾說，“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同年10月31日在會見緬甸客人時又說，“總結國際關係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現在進一步考慮，和平共處的原則用之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