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遺》的《辯“文人無行”》中說：“輕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於鬧事，偷香而至於害人，這是古來之所謂‘文人無行’。”這裏所總結的輕浮儇薄、躁狂狷急、醉生夢死、性事糜爛，倒也是被世人物議的無良文人們的典型表現。
“文人無行”，語出曹丕的《與吳質書》：“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主。”作家們行為不檢、有欠自重、名聲敗壞，貽人笑柄，在文壇上的這類醜事糗事，確是從來不絕的。曹丕的話裏，我們多少還能聽出一點寬容之意。但後來的史書記載，對此種現象，頗多詬言，便不那麼客氣了。也許，古代文人在這方麵的表演，要更招人反感些，方才繩諸筆墨，予以針砭的。
當然，如今的作家中，有教養者愈來愈多。所謂無行的文人，總的來說在減少著，應是不爭的事實。無論如何，世紀交替，文明進步，發展趨勢，曆史必然，作家整體素質的提高，那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時下偶爾出現的，那些一定要往地毯上吐痰，一定要從窗口向外撒尿，一定要從摩天高樓上往下擤鼻涕，一定要隨手牽羊從賓館順走些什麼，一定要吃約稿女編輯的豆腐甚至動手動腳，一定要住星級飯店不然就會失眠，一定要有左擁右抱的三陪才會詩興大發，一定要麻將打到天亮眼珠通紅走出房間的文人，相對於古人的表現來說，是小小不言的無行了。
我們有理由為這種進步而高興。如果翻一翻宋代端明殿大學士宋祁所修的《新唐書·文藝》，看看他給唐代文人畫的像，就會覺得上述邊幅不修的諸位哥兒們，和一定要寫自己與多個男人濫交經驗的姐兒們，簡直是非常好樣的了。
宋朝的宋祁絕無存心糟蹋唐朝文人的意思，我們可以從他的文章《題司空圖詩卷末》中得到證明。他說：“噫！表聖，賢者也。以其賢故，一言一物為後人愛秘若此。寧當時之人舉不及後人之知表聖耶？是不然，同時者，異時者慕，尚何怪哉！”看出他是個很客觀和實事求是的學者。
唐代詩人司空圖，字表聖，自號休休子，又號耐辱居士。衝其字號，知其自許甚高，故而不甘世俗。原來，他也曾很自負過的，認為有宰輔之才，後因求官不售，便遁跡中條山中，做到了真正的背靠文壇。不像當今一些聲稱與文學“拜拜”的名家，雖欲隱而難耐寂寞，時不時在小樓上用望遠鏡東張西望，如同唐代那個叫盧藏用的文人，“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之為‘假隱’”一樣，是一種以隱求顯的偽君子，不足為訓。
司空圖說隱便真隱了，最後召他為禮部尚書都不幹。躲在山裏，潛心從事詩歌理論研究，一部《二十四詩品》，至今還是詩歌評論界的基礎讀物。宋祁很尊崇他，所以這幾句話寫來也很有感情。宋祁所謂“媢”，即嫉妒，表現在文人身上，便是彼此相輕。對同一時代的作家來說，“媢”，沒有什麼稀奇，由於名利、權位、風光以及莫名其妙的欲念而引發的競爭，而產生恨不能將對手生吞活剝的歹毒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見別人寫得稍為好些，活得稍為強些，馬上嫉妒得眼露殺氣，心懷叵測，做出種種張致，甚而下作無恥，都是可能的。但相隔一段時間以後，前人成了故人，故人成了古人，彼此無利害衝突，感情自然是“慕”而不是“媢”。宋祁的分析很有道理，因此，他沒有必要說唐人的壞話。
何況宋祁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作家。雖然他的小詞寫得很是清麗可愛，但他相當謙謹自約，為人讚許。他的《玉樓春》：“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僅點出春天絢麗的這一個“鬧”字，其貼切準確的程度，也足以垂範千古。但他為自己撰寫的墓誌銘和《治戒》一文中，再三強調其水平“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他要看到後來一些自封或人封的大師，自稱或人稱的經典，自以為或人以為的不朽和傳世，一定會驚歎這些無良文人那不亞於城牆厚的臉皮，而自慚弗如。鑒古知今，同樣，以今解古，宋祁在《新唐書》裏描繪唐代文人的筆墨，應該是可信的。
如：“崔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嚐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坐怨謗流死。”
崔信明“以門望自負”，用今天的話來說，也就是恃出身好、成分好來壓人。這種以非文學手段在文壇拔尖稱霸消滅對手的做法，直到今天還有人在照方抓藥。其實，李百藥在唐初文壇，不但資格老，而且著《齊書》五十卷，已有定論。但小文人通常就是這樣沒起子，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幾碗幹飯，就是不服氣比他哪怕出色一點的同行。自負，是文人差不多的共同弱點，一旦無可驕傲還偏要驕傲的話，十之八九會產生歇斯底裏。崔信明非要認為自己勝過李百藥，而大家不承認，不買賬，嗤之以鼻。於是，氣極生瘋，至少是患了輕微的躁狂性精神病。這樣的人，必然要不停地折騰，一直折騰到死為止，最後因怨謗而流死，也是活該了。前幾年我們也曾見識過這類人物的，結果又如何呢？最後還不是以成文壇笑柄被人不齒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