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種版本中的巨無霸，美國版和日本版的《酷斯拉》，誇張其對於現代文明的破壞，而莊周筆下的那條相當於半個中國大的魚，卻成為人們的盤中餐。這兩種處理方式，說明在莊周那個上古時期，人類揾食之難；而到了美、日現代資本社會，物質的占有，欲望的擴張，反倒成為這個世界的負擔，於是，便以蜥蜴的瘋狂踐踏來宣泄對於城市森林的憎惡。
這大概就是不同的經濟基礎，不同的上層建築了。
莊周所在的蒙城，一說為安徽的蒙城，另一說為河南的商丘，均屬中原丘陵地帶，離海很遠。也許“本色”上的莊周，從未有機會參加旅遊團，到海南島三亞，在天涯海角留個影什麼的；甚至終其一生，未必見過真正的大海是個什麼樣子。他在漆園當小吏時，守著渦河，那河裏也未必會有太多太大的魚。應該說，此老比較土鱉。然而，這一切，並不妨礙其想象力的縱橫馳騁。在他著作中，開宗明義，一上來就寫一條叫作“鯤”的魚。
想象力，一旦衝決出本色約束，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製，在其形象思維的運動過程之中，愈是無羈無絆，愈是無係無定，智慧的爆發也愈是精彩絕倫，氣勢磅礴。所以我們後來的中國人，對他那不可一世的筆墨，除了張口結舌，除了五體投地，除了為我們想象力之遲鈍，之凝滯，之萎縮，之幹茄子化，而抱愧萬分外，隻有望洋興歎，夫複何言？！
看來，此老對魚情有獨鍾。這條魚比任公子釣的魚，大得邪乎，真虧這位老先生想得出來。
北冥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裏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徒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誌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裏，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去以六月息者也。”《莊子·逍遙遊》
作為文學家的莊子，能夢見自己化為美麗的蝴蝶，說明他腦細胞活躍非常。這把子年紀，能這樣浪漫，頗不可思議。但不幸的是，作為正常人的莊子，常常無米下鍋，自然也就無糧進肚。鍋無肚無，鼓盆而歌，歌了半日，也不能充饑，隻好到魏文侯那裏去貸米度日。這當然很慘。我不知道他的太太是否與他一樣同抱“無為”的哲學觀點，同持“無己”的人生態度。如果她不怎麼認同的話，一家人的政見不一，莊周窮而彌堅，不仰附於人，就更值得尊敬了。
因為，他已經辭了漆園吏，無餉可拿；接著，又辭了楚莊王相，有錢不拿，鐵定心要守窮到底。這就是隻有古板的古人才能具有的風格了。今人通常不會那麼傻，眼看使者擺放在麵前的一鎰鎰黃金，而不動心是不可能的。可他卻說：“謝了你們大王這份好意，我寧做一頭孤獨的老豬，也不願成為祭壇上的犧牛啊！”
這樣，享受到無比自由的莊周，物質世界非常貧瘠，精神世界卻非常宏富。於是，“心如泉湧，意如飄風”，發揮出無窮無盡的想象力。後來的中國，像春秋戰國，諸子百家，那些令人震驚的奇思妙想，卻不是很多見的了。屈原那時代，李白那時代，還能產生出讓我們眼睛為之一亮的光彩。20世紀以來，說句不好聽的話，作家的數量在增加，作家的想象力卻在下降，有些作家連本色也弄不好了，隻剩下不三不四。這不能不令人感到詫異。
為什麼，後來的中國文人會變得如此拘束、拘謹、拘泥，漸漸失去先人們那張揚的想象力、那鮮活的生命力、那堅定的自信力，和那源自傳統精神的原動力呢？
第一，中國的重史輕文、史貴於文的文化性格，束縛了中國文人的想象力。
這就得先從“小說”這個詞，最早見於書麵文字的這段《莊子》引文說起。“飾小說以幹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莊周所說的這個小說，不完全是現在所謂的“小說”，隻能說是具有後來小說的萌芽。在他看來，小說不過是淺薄的道理，瑣屑的言談，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無論怎樣加以修飾，也不可能求得高高的美名。而這種東西對於通曉宏大的道理方麵，所能起到的作用，那是差得很遠的。
在班固的《漢書》裏，我們又看到了在中國文字中初次出現的“小說家”這個詞彙。在他看來，“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那口氣相當蔑視，就像舊時官紳老爺看待剃頭的、修腳的、搓澡的、擦背的仆役傭工一樣。
所以，在中國一脈相承的文化傳統中，從官方到民間，文學是旁門，史傳才是正宗，甚至連文人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崔念陵進士，詩才極佳，惜有五古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說演義語也，何可入詩？何屺瞻作劄，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河誚其無稽，終身慚愧。某孝廉作關帝廟對聯，竟有用“秉燭達旦”者。俚俗乃爾，人可不學耶？（袁枚《隨園詩話》）
這時已是清代了，文學作品到了如此深入人心、如此家喻戶曉的地步，仍然是狗肉不上席，好像後娘生的，坐不到正位上去。小說家言，寫進詩裏，被人笑掉大牙，能不讓羅貫中、施耐庵寒心嗎？由於把史傳抬得很高，把文學壓得很低，史傳的寫實性、求真性被置於尊位，牛皮得很；文學的虛構性、演繹性則視為不入流的東西，隻有自慚形穢的份。這種史傳文體的發達，這種實錄文風的提倡，實話實說，事事有據，所錄所記，字字有本，不妄測一事，不枉增一言。長此以往，作家若要循著史官的路走下去，豈不成了法院庭審時的筆錄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