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中國，充滿了革命浪漫主義，希望建一個水晶般純淨的革命天堂。據說在這個天堂裏，沒有一個是有汙點的人，都像剛從澡堂子裏又搓背又擦澡出來，渾身幹淨得不亞於剛褪了毛的光豬一樣。我從一位派到北京、上海去查我的民工那裏聽到（因為外調者必須是黨員，而派出的人數很多，正式職工中的黨員不敷差遣，隻好起用民工中的黨員），光為我所花掉的外調差旅費，所用掉的人民幣，足夠買幾頭牛。
他說他一生中最值得回憶的，最開眼的，莫過於一是在北京下小館，飯桌上擺著的油炸辣椒末，竟是可以隨便舀來吃的；二是看到我的檔案，足有三公斤重，裏麵什麼都有，竟也是可以隨便往裏裝的。這位民工最不願意清隊很快結束，老是把鼻子伸得很長，比匹諾曹長得多，東聞聞，西嗅嗅，希望查到什麼線索，好再派他出去外調。因此，我常詰疑時下流行的懷舊情結、無悔青春、神往十年“黃金”歲月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存有想白吃那油炸辣椒麵的嫌疑。
當時，小將們和造反派，清隊清紅了眼，好一個查字了得。不是這一半人在調查另一半人，就是另一半人在調查這一半人。與我同關一牛棚的走資派，跟我哀歎，完了完了，整個中國，基本上洪洞縣裏無好人了。所以，像我這樣明碼標價的右派分子，更是要祖宗三代，五服之內，徹底翻箱倒櫃，來個底朝上了。假如誰有興趣，統計一下當年我國這方麵的開支，各省市縣，各機構單位，各廠礦街道，統統加在一起，也怕是天文數字了。若留下這筆錢來造三峽大壩，也不至於如今這般拮據，若用來給孩子們辦學校，今天不會有“希望工程”這一說。
那位民工老鄉，雖恨不能用鼻子挖地三尺，希望有所發現，但他並無惡意，隻是想再獲機會免費舀油潑辣子。有些鼻子，就很不地道。這一點，連德國警犬、英國牧羊犬、西藏獒犬、阿拉伯馴犬，都甘拜下風。狗鼻子雖然靈敏，但是不會存害人之心、懷噬人之意。有一天，忽然從牛棚裏押我出去批鬥，冠我以反對中央文革領導的滔天罪行。當時，我魂都嚇掉了。即使我吃了豹子膽、狼虎心，有上梁山之誌，敢萌落草之念，也不會拿雞蛋往石頭上碰。終於，我漸漸聽明白了，真是叫我欲哭無淚。當年，也就是1957年，我的第一篇被錯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說《改選》發表後，時在上海盧灣區團委工作的姚文元，曾經在《中國青年報》批判過我，這就成了我反對中央文革的罪該萬死的公訴狀。
其實那時，此公尚不成氣候，有嗅覺，未通天，離發達還遠。何況是他拿棍子敲我，我如何反對得起他。但“文革”十年，是一個不由分說，批鬥了再說的時代。無論如何，他現在是中央首長。中央首長十幾年前就點名批判你，說明你是老反動派。打倒老反動派，何其理直氣壯，何其大義凜然！台下口號聲聲，台上實行專政。按最高指示，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必是反革命分子痛苦之時，將我噴氣式地架起，俯首撅腚，屁眼朝天，縱使你渾身長嘴，也是講不清的。很明顯，不知哪隻鼻子，從我那三公斤的檔案中嗅出來的。我才不信已經日理萬機的姚文元，會對一個已成死狗的早年批判對象感興趣。所以說，閻王好見，小鬼難搪，進了惡狗村，嗚呼哀哉，你隻有不死也脫層皮的結局。
那一程子，全中國的鼻子們可來了精神，跟蹤盯梢，望風撲影；明察暗訪，察言觀色；字裏行間，蛛絲馬跡；逐一過篩，人人過關。普天之下，無不疑神見鬼，而人皆為敵；率土之濱，悉皆懷疑一切，並打倒一切。鼻子的功能，有史以來，也不曾這樣輝煌燦爛過。
而那些不幸被鼻子嗅過的，上至黨國元老，下至草芥之民，所謂的“階級敵人”，事後查明，無一不是冤假錯案。結果，無數的血淚，倒成就了一個死亡的詞語，重新煥發青春。我未考證過，“平反”一語是不是延安整風時期創造出來的。但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它是漢語言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的嗅覺功能，特別在歪門邪道方麵，謝天謝地，最好退化。但願若幹年後，除了供非洲某些部落的婦女和美國黑人搖滾歌手在鼻隔上套環以裝飾外，真希望鼻子是一具沒有多大用處的器官，那樣天下會太平許多。
因此，鼻子的不重要性、無所謂性，和它在麵部所占的重要而突出的位置，兩者之間的反差、矛盾、不協調，是它成為嘲笑對象的基本原因，也是作家用以作為荒誕題材的背景。它既缺乏眼睛能夠流露出來的萬種風情，也沒有嘴巴能把死人說活的本領，更不具有嘴唇所表現出來的一份令人饞涎欲滴的鮮豔。鼻子還有什麼用場呢？除了擤鼻涕的排泄作用，打呼嚕的共鳴作用，偶爾表示驚奇的噤噤鼻子的表情作用外，鼻子在五官中是最清閑的。
尤其，當一位麵如滿月的小姐，將那O型的嘴唇湊上來，如奧亨利所說，“誰沒有在真摯地嘟起來接吻的嘴巴上看到自然界最動人的抒情詩呢？”你猜，這其間是誰在扮演最礙事、最煩人的角色？就是鼻子大人。雙方將臉貼得愈緊，就愈覺得這物件的多餘，恨不能將這討厭的電燈泡、夾餡餅幹，讓那位理發師伊凡·雅柯夫列維奇幹掉才好。但是，如果真的把這玩意兒弄掉的話，那也會惶惶然不可終日的。請看果戈理的小說，那八品文官柯瓦遼夫，一覺醒來，在鏡子裏發現臉部缺了一件司空見慣的家夥，不也如喪考妣似的痛不欲生嘛！
生活中經常會發生類似的狀況，有它，無多；沒它，雖不少，總感到有點欠缺。就以文學的造勢為例，若是突然有一天，文壇上沒有人起哄架秧子，沒有人抬轎吹喇叭，沒有人搞排行榜遊戲，沒有人嗜痂之癖地專捧女作家的金蓮，沒有人算命打卦誰傳世誰不朽誰大師誰小卒誰完蛋誰永恒地那麼一折騰，恐怕這一畝三分地裏，也會冷清得讓有些人五計六受而不安生的。現在，“應該有鼻子的部位，變成完全平塌的一塊”，這實在教柯瓦遼夫先生痛苦得要命，總不能沒有鼻子在涅瓦大街上閑逛吧？話說回來，果戈理固然需要別林斯基，不過，沒有別林斯基，或者別林斯基忙於吃女作家的豆腐，果戈理也不至於上吊。而柯瓦遼夫，若是沒有這個鼻子，卻是連自殺之心都有的。
他決定去找警察總監報案，可怎麼出得去門，這使他犯難。人，隻有在這兩種情況下才會沒鼻子，一是害了楊梅大瘡，一是受了中國古代才有的劓刑。無論何者，這都是不太名譽的事情。忽然，八等文官計上心來，用一塊絲巾，裝作鼻衄出血的樣子，捂住這塊難以見人的地方，在彼得堡的大街上行走。沒料到，一件難以理解的怪事，在他眼前發生了，他在馬路上看到了他丟失的鼻子。也許自己的鼻子，與自己養的寵物小狗小貓一樣，有一種歸屬感，他一下子就認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