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同父異母家庭。為家產，我的三位同父異母哥姐，終生害我。哥姐插手我上學、工作、婚姻，致使我一生不幸。
1986年，我在周至中學上高一。我左眼弱視、斜視，可我戴眼鏡斜視已經矯正了，兩隻眼是端正的。卸了眼鏡才能看來斜視。哥姐從小指使人罵我單眼、斜眼。我的高中同桌瞿小斌，受我哥姐指使，多次上課鈴一響，他從自己的座位離開，坐到最後一排的空座位上。班主任嚴老師訓斥他：“你不成學生體統。”瞿小斌幾次把我課桌抽屜裏的筷子仍在地上。後來，嚴老師調另外一個男生和我坐，這個男生不鬧我。
高中的我已不再像小時候，對什麼事都無所謂。我的自尊心受到嚴重傷害。一個星期六，我向一位女同學借了5元錢，第一次離家出走。我從周至縣乘車到西安看眼睛。
到了西安，我到四院掛號看眼。可我沒掛上號。我轉悠到夜深了，沒錢住旅社。我找到一位看汽車的阿姨，簡單訴說了來西安看眼，沒地方住。那位阿姨讓我坐在她的看車亭。我坐了一宿。阿姨第二天早晨4點，她拿了一個麵包給我吃。我不好意思再吃她的東西，我沒要。阿姨叮囑我：‘’我要下班了，我今晚不上班。你回家吧！‘’我辭別阿姨向四院走去。
我到街上的公用電話亭，給父親寫了封信，塞進郵箱郵走。我打電話給在西安一家醫院的小萍姑，電話那端回答：“醫院無此人。”
我不知怎麼搞的，掛了第二天的眼科號。我又轉了一天西安，晚上在西安火車站落腳。我買了一本《讀者文摘》，又挑了本《人性的弱點》買下。我津津有味地坐在火車站的座椅上看書。大約4點多，大哥、二哥站在我麵前，我知道家裏找我來了。
第二天，兩位哥哥和我在四院看眼。大哥提出要我說他同學給我掛的號。我氣衝鬥牛，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掛的號，憑什麼說他同學掛的號？！往他臉上貼金啊！
在四院眼科看眼時，不知怎麼回事？那位年輕醫生問老醫生：“她的眼睛，一隻眼做手術還是兩隻眼做手術？”老醫生看著我解釋道：‘’當然是一隻眼做手術。手術做不好，眼底出血會成兔子眼。”老醫生讓我家人為我做斜視矯正術簽字。在陝西中醫學院工作的大哥，就要簽字給我做眼手術。我被那位年輕醫生，像外行的無知問話嚇住了，我堅決不同意在這裏做眼手術。二哥帶我回家。
以後，每逢哥姐對我狠下害人藥四五個月，我又多次出走。我無處可去，隻有去寺廟。我在冷清的寺廟呆不住，不久就回家了。任憑哥姐怎樣害，我那兒也不去。
我年齡漸長，漸諳世事。我添了女兒雨菱，有了牽絆。我輕易怎麼也不出走。人老了自然會醜，我已不再過分注重外表。內強素質，外樹形象。特殊的同父異母家庭，孕育了一個特別的我。每個人都如指紋與眾不同，獨一無二。
不要離家出走，社會暗藏著險灘、惡浪；不要離家出走，人間無淨土；不要離家出走，鴻福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