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退休之後的母親曾經很鄭重地對我說過，讓我最好別告訴我的熟人和同事她的退休。我說退休了有什麼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擠公共汽車了，你不是常說就怕擠車嘛，又累又乏又耗時間。我母親衝我訕訕一笑，不否認她說過這話，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覺出她對於擠車的某種留戀。
我母親的工作和公共汽車關係密切，她一輩子乘公共汽車上下班。公共汽車連接了她的聲樂事業，連接了她和教室和學生之間的所有活動，她生命的很多時光是在公共汽車上度過的。當然，公共汽車也使她幾十年間飽受奔波之苦。在中國，我還沒有聽說過哪個城市乘公共汽車不用擠不用等不用趕。我們這座城市也一樣。我母親就在長年的盼車、趕車、等車的實踐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車經驗。有時候我和我母親一道乘公共汽車，不管人多麼擁擠，她總是能比較靠前地登上車去。她上了車，一邊搶占座位(如果車上有座位的話)一邊告訴我，擠車時一定要溜邊兒，盡可能貼近車身，這樣你就能被堆在車門口的人們順利“擁”上車去。試想，對於一位年過六十歲的婦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行為啊。我的確親眼見過我母親擠車時的危險動作：遠遠看見車來了，她定會迎著車頭衝上去。這時車速雖慢但並無停下的意思，我母親便會讓過車頭，貼車身極近地隨車奔跑，當車終於停穩，她即能就近扒住車門一躍而上。她上去了，一邊催促著仍在車下笨手笨腳的我——她替我著急；一邊又有點居高臨下的優越和得意——對於她在上車這件事上的比我機靈。她這種情態讓我在一瞬間覺得，抱怨擠車和對自己能巧妙擠上車去的得意相比，我母親是更看重後者的。她這種心態也使我們母女乘公共汽車的時候總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親率領著上車。這種率領與被率領的關係使我母親在汽車上總是顯得比我忙亂而又主動。比方說，當她能夠幸運地同時占住兩個座位，而我又離她比較遠時，她總是不顧近處站立的顧客的白眼，堅定不移地叫著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說，當有一次我因高燒幾天不退乘公共汽車去醫院時，我母親在車上竟然還動員乘客給我讓座。但那次她的“動員”沒有奏效，坐著的乘客並沒有因我母親聲明我是個病人就給我讓座。不錯，我因發燒的確有點紅頭漲臉，但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紅光滿麵。人們為什麼要給一個年輕力壯而又紅光滿麵的人讓座呢？那時我站著，臉更紅了，心中惱火著我母親的“多事”，並由近而遠地回憶著我母親在汽車上下的種種表現。當車子漸空，已有許多空位可供我坐時，我仍賭氣似的站著，仿佛就因為我母親太看重座位，我便愈要對空座位顯出些不屑。
近幾年來，我們城市的公共交通狀況逐漸得到了緩解，可我母親在乘公共汽車時仍是固執地使用她多年練就的上車法：即使車站隻有我們兩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隨尚未停穩的車子跑上幾步，然後貼門而上。她製造的這種驚險每每令我頭暈，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這樣，萬一她被車刮倒了呢，萬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腳呢？我知道我這提醒的無用，因為下一次我母親照舊。每逢這時我便有意離我母親遠遠的，在汽車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遙望著我的母親，看她在找到一個座位之後是那麼的心滿意足。我母親也遙望著我，她張張嘴顯然又要提醒我眼觀六路留神座位，但我那拒絕的表情又讓她生出些許膽怯。我遙望著我的母親，遙望她麵對我時的“膽怯”，忽然覺得我母親練就的所有“驚險動作”其實和我的童年、少年時代都有關聯。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裏，我母親就總是擁擠在各種各樣的隊伍裏，盼望、等待、追趕……擁擠著別人也被別人擁擠：年節時買豬肉、雞蛋、粉條、豆腐的隊伍；憑票證買月餅、火柴、洗衣粉的隊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強粉的隊伍；買火車票長途汽車票的隊伍……每一樣物品在那個年月都是極其珍貴的，每一支隊伍都可能因那珍貴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親這一代人就在這樣的隊伍裏和這樣的等待裏練就著常人不解的“本領”而且欲罷不能。
我漸漸開始理解我母親不再領受擠車之苦形成的那種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車擠上公共汽車其實早已是她聲樂教學事業的一部分。她看重這個把家和事業連接在一起的環節，並且由此還樂意讓她的孩子領受她在車上給予的“庇護”。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項“專利”，就像在從前的歲月裏，她曾為她的孩子她的家，無數次地排在長長的隊伍裏，擁擠在嘈雜的人群裏等待各種食品、日用品一樣。
不久之後，我母親同時受聘於兩所大學繼續教授聲樂。她顯得很興奮，因為她又可以和學生們在一起了，又可以敲著琴鍵對她的學生發脾氣了，她也可以繼續她的擠車運動了。我不想再指責我母親自造的這種驚險，我知道有句老話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可是，對於擠公共汽車的“愛好“，難道真能說是我母親的秉性嗎？
擀麵杖的故事
當我成為人們所說的作家之後，雖然寫作是我最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卻不是我生活的全部。寫作之外，我還必須承擔我所應承擔的一切，像所有普通居家過日子的人一樣，采買，洗衣，做飯，打掃衛生，瀏覽時裝，定期交納水電費煤氣費有線電視費以及各種費，關注物價以利於在自由市場和商販討價還價……寫作之外，也有一些非我必須承擔的，可我樂於參與其間。比如以外行的耳朵欣賞音樂；比如看畫(好畫家的原作和印刷品)；比如看電影——一九九五年在美國期間，因為喜歡湯姆·漢克斯(《阿甘正傳》主演)，就花幾天時間看了他的全部電影。再比如，悉心揣摸我父親的某些收藏品，有時也同他一道去“搜羅”它們。
我父親作為一個長於西畫的畫家，特別喜愛中國民間的“俗物”。許多年來，他搜集油燈(從漢代直至當今)、火鐮、織布梭、粗瓷大碗、大盤、鐵匠打製的各式老笨鎖、硬木工匠手下的全套鑿雕工具、農人腰間的魚形小刀(簡稱魚刀)、牲口脖子上的木“扣槽”……大到碾盤、飴鉻床子，小到石頭搗蒜臼和火柴棍兒長短的藏針筒兒，他還搜集擀麵杖。他搜集的擀麵杖，多半來自鄉間農戶，木質、長短和粗細各有不同，他對它們沒有特別的要求，他的原則是有意思就行。當他有機會去農村的時候，他喜歡串門。那時主人多半是好客的，他們通常會大著嗓門邀他進屋。他進了屋，便在灶台、水缸、案板之間東看西看起來。遇有喜歡的，或直接買到手，或買根新的來以新換舊。如若主人既不要錢又不願意給他擀麵杖，我父親便死磨活說地動員人家，並許以高出原價幾倍乃至十幾倍的錢。有一次他為了“磨”出一根他看上的擀麵杖，在一個村子裏耽擱了大半天。而他進村的時候，不過是想畫些鋼筆速寫。這樣，畫速寫用去二十分鍾，“求”擀麵杖卻花了五個小時。為了達到目的他能忍住饑餓忍住焦渴。他的頑強以至於驚動了那村的全體村幹部。而看熱鬧的村人越發以為那家的擀麵杖是個稀有的寶貝，便攛掇著主人將價格越抬越高。最後還是村幹部從中說合，我父親以近二百元人民幣的價格將擀麵杖買下。我沒有問過父親這值不值，我知道“喜歡”這兩個字的價值有多高。還有一次，父親從山裏回來，拿出一根兩尺來長的黑色擀麵杖給我看，說是鐵木的，很沉，不信你試試。我握在手中試試，果然。父親告訴我，這擀麵杖的主人是滿族，藍旗吧，祖上是給皇陵看墳的。擀麵杖傳到他這一代，有一百年了。父親還說，這個人家實在仁義，見他真喜歡這擀麵杖，夫妻倆異口同聲地說：“是什麼好東西喲，喜歡就拿走吧！”父親並且對我模仿著他們那絕對不同於當地農民的旗人口音——雖然一百年後的他們，早已是地道的當地農民。他們的口音，他們的善良，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去年初秋，我隨父親去太行山西部寫生，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村子，在農民的院裏屋裏，和他們聊過日子的瑣事。一些婦女見父親帶著相機，便請求父親為她們拍照。父親為她們照相，還答應照片洗出後寄給她們。父親在這方麵從不食言，盡管他可能終生不會再與她們見麵。有個下午我們走進了一個整潔的小院，我像往常那樣先打聲招呼：“家裏有人嗎？”一個利索、和善的中年婦女應聲從屋裏出來站在門口，她笑著對我說：“吃桃兒吧。”我這才發現我正站在一棵桃樹下。抬頭看看，桃子尚青，小孩拳頭大。我說：“謝謝您，我不吃。”婦女向我走來說：“來，吃個，誰讓你走到了桃樹底下呢。”她伸手摘下幾個桃子，放在衣襟上擦淨，遞給我。我吃著略生澀的桃子，心想也許她就要請求我父親為她拍照了。但是沒有，這個婦女，她僅僅是願意讓一個走到她桃樹底下的生人嚐嚐桃子。於是我又想，這樣的婦女若有一根父親喜歡的擀麵杖，她定會毫不猶豫地送給父親的。我們進了屋，父親並沒有看中她家的擀麵杖。
第二天上午，父親在另外一家發現了他中意的擀麵杖。照我當時的看法，這根擀麵杖其貌不揚，木質也一般。但也許正是它那種不太圓潤的樣子吸引了父親，他小聲對陪同我們前來的鎮長(年輕的鎮長是父親的朋友)說了買擀麵杖的企圖。鎮長說這也叫個事兒？這也用買？先拿走，回頭我讓人上供銷社給他們送根新的來！這個上午，這家隻有一位年近五十的婦女，她告訴我們，她丈夫上山割山韭菜去了，大閨女正在地裏侍弄大棚菜。當她得知我們要買她的擀麵杖時，顯然覺得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她明確表示了她的不情願，她說其實那不是地道的擀麵杖，那年她當家的和兄弟分家的時候，他們家沒分上擀麵杖，他當家的在院裏撿了根樹棍，好歹打磨了幾下權做了擀麵杖，其實這擀麵杖不過是個普通的樹棍子。這位婦女想以這擀麵杖的不地道打消父親想要它的念頭，我卻接上她的話說：“既是這樣，就不如讓我買一根真正的擀麵杖送給您。”哪知婦女聽了我的話，立刻又掉轉話頭，說起這擀麵杖是多麼好使，說再不地道也是用了多少年的家什了，稱手啊，換個別的怕還使不慣哩……這時鎮長不由分說一把將擀麵杖抓在手裏，半是玩笑半是命令地說這擀麵杖歸他了，他讓婦女到鎮供銷社拿根新的，賬記在他身上。婦女仍顯猶豫，卻終未敵過鎮長的意願。我們自是一番幹謝萬謝。一出她的院門，鎮長便將擀麵杖交與父親。父親富有經驗地說，應該盡快離開這個村子，以防主人一會兒翻悔。
我們隨鎮長來到鎮政府，在他的辦公室，鎮長對我講起了他的一些宏偉計劃。比如他要拓寬門前這條公路，然後在公路兩旁蓋起清一色二層樓商店，便利了交通，也讓這個山區小鎮更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此他正同林業部門交涉，因為現在公路兩旁長著參天的楊樹。拓寬公路便要刨樹，刨樹就須林業部門的批準，而林業部門卻遲遲不批。鎮長說就門前這幾棵樹啊，讓他頭疼。後來我們的聊天被一陣高聲叫嚷打斷，原來是剛才那家的閨女(那個侍弄大棚菜的閨女)前來討要擀麵杖了。
這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女性，她滿頭熱汗，一臉憤怒，站在鎮長的門口，很響地拍著巴掌，她叫著：“把我那擀麵杖還給我！把我那祖傳的(明顯與其母說法不符)擀麵杖還給我！”鎮長上前想要製止她的大叫，說我們又不是白要，不是讓你娘去供銷社拿根新的嘛。但這女性顯然不吃鎮長那一套，她哼一聲冷笑道：“別說是新的，給根金的也不換！快點兒，快把擀麵杖拿出來，正等著擀麵呢(也不一定)，莫非連飯也不叫俺們吃啦……”她的音量仍未降低，四周無人是她的對手。我和父親隻感到很慚愧。畢竟這其貌不揚的擀麵杖是一戶人家用慣的家什，用慣了的家什，確能成為這家庭的一員。那麼，我們不是在“掠奪”人家家中的一員嘛。我父親不等這女性再多說什麼，趕緊從屋裏拿出擀麵杖交給她，並再三說著對不起，我也在一旁表示著歉意。誰知這女性接了擀麵杖，表情一下子茫然起來，有點像一個鉚足了勁兒揮拳打向頑敵的人突然發現打中的是棉花；又仿佛她並不滿意這痛快簡便的結局。她是想索要更高的價碼，還是對我們生出了歉意？又愣了一會兒，她才攥著擀麵杖騎車出了鎮政府。
過後父親對我說，這沒什麼，比這艱難的場麵他也碰見過。我知道他要說起一個名叫走馬驛的山村，兩年前他就在那兒看上了一根擀麵杖，卻未能得手。兩年之間他又去過幾次走馬驛，並且間接地托了朋友，每次都是敗興而歸。但父親在概念裏早已把那擀麵杖算成了他的，有時候他會說：“走馬驛還有我一根擀麵杖呢。”
我經常把父親心愛的擀麵杖排列起來欣賞，棗木的，梨木的，菜木的，杜木的，檳子木的……還有罕見的鐵木。它們長短參差著被我排滿一麵牆，管風琴一般。它們的身上沾著不同年代的麵粉，有的已深深滋進木紋；它們的身上有女人身上的力量女人的勤懇和女人絞盡腦汁對食物的琢磨；它們是北方婦女祖祖輩輩賴以維持生計的可靠工具。正如同父親收藏的那些鐵匠打製出的笨鎖和魚刀，那些造型自由簡樸的民窯粗瓷，在它們身上同樣有勞動著的男人的智慧和匠心。每一根擀麵杖，每一把鐵鎖，都有一個與生計依依相關的故事。在“信息高速公路”時代，在物欲橫流的今天，正是這些凡俗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它們能使我的精神沉著、專注，也使我能夠找到離人心離自然、離大智慧更近的路。
父親有雄心要創辦一個由他的藏品構成的小型民俗博物館，這使我也不斷地生出些雄心，我願意幫助父親實現他這個美夢，夢想將來的那一天。
這便是我寫作之外的一些生活，這生活同文學不曾發生直接的關聯，但是屬於我的寫作卻從來沒有將它們排斥在外。
河之女
我是來這裏尋找山桃花的。二十年前一位老鄉就告訴過我：“看山桃開花，那得等清明。”於是我記住了清明，腦子裏常浮現著一個山桃的世界。那是一山的火吧，一山的粉紅吧？
誰知我已耽誤了十九個清明。十九個清明雖然都有被耽誤的理由，然而每逢這天，我都坐立不安著。
我決定不再耽誤第二十個清明。
我踏著今年的節令來到這裏，卻沒有看見山桃開花。在四周被浮雲纏繞的山巒裏，隻有山正在悄悄地變綠。綠像是被雲霧染成，又像是綠正染著雲霧。有人告訴我，今年春寒，山桃還未開花；又有人告訴我，山桃花早已開過，是因了常有來自山外的暖風。和山裏人相處，你會發現，他們常常說不準他們要說的事。對同一件事，十個人或許有十種說法。就連對你的問路，他們回答起來都各有差異。那差異仿佛來自他們的敘述方式，就好比春寒花哪能開；風暖，花哪能不開。至於花到底開過與否倒無人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