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
在這繁華俗世中，朱天文像一朵驕傲的水仙迎風獨立孤獨綻放。
有時候覺得她的小說就像花瓣一樣在風中散落。從早期唯美風格的青春寫作到近期的世紀末觀照，朱天文用感性之筆寫理性之格局，這世紀末的華麗和虛無，從朱天文手中流出，清風徐徐地吹開漣漪，投影著台灣社會的花開花謝夢幻無常。
1994年，長篇小說《荒人手記》摘取首屆《中國時報》百萬小說獎桂冠。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朱天文放棄女性視角，以一男性同性戀者自述的口吻，展現這一社會畸零族群的愛欲生活和孤獨、寂寞的內心世界。相比朱天文早期那個純淨如水的世界，如今她心中的美，正麵對了一個殘酷冷漠的對立麵。
在台北宅邸的屋簷下，她寫這樣的句子：“如字寫在大荒年。”
《巫言》斷斷續續寫了七年，這七年中，她和侯孝賢繼續合作電影，直到有一天，她覺得，不能這樣下去了，如果永遠被打斷，也許這輩子都不一定能完得成這部小說。
《巫言》中的朱天文是不是在頻繁地走神？一次次走入文字的歧途，仿佛一頭離群的麋鹿在荒原中奔跑，何處是它要去的方向？何處又是它的歸宿？
她的歸宿肯定還是文學，這是不是一種宿命？父親朱西寧和母親劉慕沙，一個寫的小說讓胡蘭成歎為觀止，一個做日本文學的翻譯，也是卓然有成。生下三姐妹，天文、天心和天衣，個個都繼承了父母的寫作基因，寫著彩霞一般美麗的小說、散文和劇本，過著不知憂歡的無瑕時光。
因為胡蘭成，她們開辦三三書坊，編輯《三三集刊》和《三三雜誌》，隻為這位在台灣無立足之地的寫作者有發表的渠道。
“也怪了，這一看就覺石破天驚，雲垂海立，非常非常之悲哀。”這是朱天文第一次讀到胡蘭成《今生今世》時的真實感受。
1974年，胡蘭成回到台灣華岡教書，事情一經傳出，在台灣立即引起一場風波。朱氏三姐妹編輯《三三集刊》最初也是為了給胡蘭成有一個發表文章的園地，沒有想到卻因此成就了一種台灣文學的奇果：“三三體文學”。
也因為一次偶然，朱天文坐在侯孝賢的對麵，兩人一拍即合。從此，侯孝賢風格大變，戲味愈淡，走向純粹的電影。朱天文這樣闡釋自己的電影觀：“直接進入人，麵對物事本身。當人物皆一一建立起來撼他不動時，結果雖可能隻是采用了他的吉光片羽，那都是結實的。顯現的部分讓我們看見，隱藏的部分讓我們想象。那麼環繞他現在未來衍生的任何狀況都是有機的，與別人有時重疊，有時交叉，有時老死不相往來。剩下的工作，就隻是如何把它們織攏在一起而已。”
毫無疑問，朱天文的觀念已經深深烙印在侯孝賢的心中，成為他拍攝電影的一杆標尺。
於是，他們的合作有了《悲情城市》、《戀戀風塵》、《戲夢人生》、《童年往事》、《海上花》……每一部都堪稱經典。侯孝賢和朱天文，是以詩一樣的光影言語，而不是以衝突的方式來敘述台灣人的悲情、懺情、無情和有情，樸實與虛無。這些或古典或現代的故事浸透了他們人生的點滴，然後，酣暢呈現那種浸透了人生曆練的片斷。
電影讓朱天文名聲大噪，但是很少在與電影有關的場合見到她的身影。她宅於家中，潛心於自己的小說，隻有與侯孝賢討論劇本的時候才會準時出現在咖啡館裏與侯導碰頭。對於電影的拍片現場，朱天文也曾經充滿了好奇，但是當她發現，那裏隻是一個亂哄哄的忙亂之地，和最後成像的美麗的光影世界並不能畫上等號時，她漸漸地把片場的工作都推給侯孝賢。
阿城說：“看過朱天文七九年的《淡江記》並一直到後來的《世紀末的華麗》，大驚，沒有話說，隻好想我七九年在雲南讀些什麼鬼東西。”又言：“我確信，除了朱天文，沒有人可以擔當侯孝賢的編劇。”如果將朱天文換成蘆葦或者阿城，侯孝賢還是不是侯孝賢？《最好的時光》還會不會如是淡雅，仿佛一朵素淨的蓮花，開在台北的塵埃之中？
也許是害怕一次次雍容地湧來的情欲過後如世界末日般的孤獨，她害怕婚姻表麵的流光溢彩背後的黯淡虛無，所以就用孤獨來麵對孤獨，單身一人，寄寓於父母的屋簷之下，安詳得與孤獨同生同滅。
花憶前身，臨水照人，她用開滿鮮花的眼睛，用繁華旖旎的色境做成小說水露，供養她寂寥無色的人生花枝。
《三三集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河西：您父親朱西寧是知名的作家，您母親翻譯日本文學，家學淵源是否讓你們姐妹三個從小就對文學情有獨鍾？
朱天文：我想這是一種幸運吧。生在這樣一個家庭，父母都從事文學工作，因為我父母的關係，我們家的叔叔伯伯很多都是作家，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開始寫作。我父親藏書很多，連當時台灣禁止閱讀的書籍他也收藏頗豐，比如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我都能從我父親的五鬥書櫥裏看得到，魯迅、老舍、沈從文、蕭紅……比起同時代的人，我們看沈從文早得多，很早我就喜歡沈從文、魯迅、張愛玲……這些書打開了我的世界。我從小喜歡閱讀，也喜歡寫作，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寫，那應該是高中一年級吧，也就是我十六歲的時候。不過我覺得那時候寫的都不能算數。很多人都喜歡寫日記，或者通信，我也一樣，寫的都是多愁善感，自己的白日夢，或者是從朋友、同學、長輩那兒聽來的故事，自己的經驗非常有限，所以恐怕都還不能算作文學創作。後來我們編輯《三三集刊》，才真正開始文學實踐，到現在有一點成績，我想這一定是一種幸運。
河西：您母親現在還和您住在一起嗎？
朱天文：我父親於1998年去世，去世之後，我母親和我們一起住。現在這棟房子裏，我樓上住著我妹妹朱天心和她先生，以及她的女兒——也就是我的侄女謝海盟。一家五口在同一屋簷下。
河西：“三三體”文學，曾在年輕學子中風靡一時。您是怎麼開始編輯《三三集刊》的？取“三三”這個名字是否是因為姐妹三個人一起做的這份刊物？
朱天文：我覺得“三”這個數字在中國傳統中間有很多解釋的空間。老子的《道德經》上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這個數字可以代表世間萬物，從而成為一個很大的數字。在中國古代，三月三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就寫於東晉穆帝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在日本，三月三還是女兒節。《三國演義》中有“三”，《三字經》中也有“三”，三才、三複、三民主義的“三”也是“三”，所以“三”不是簡單的一個具體的數字，在中國傳統裏，它更有一些象征的含義在裏麵。
1976年，我們開始編輯《三三集刊》，有一種很強的使命感，覺得小說隻不過是一種技藝，所以我們不僅要做作家，而且要成為“士”這樣的知識分子，要研究政治、經濟，誌在天下，參與到國家大事中去，而不簡單地成為一名小說家而已。我們編輯雜誌，還在全台灣四處奔走，在台灣的各個高中、大學一場場做演講，以期能影響到年輕人。這本雜誌當然也不是我們三姐妹三個人自娛自樂的刊物，很多現在在台灣非常出名的作家，早期的作品也都刊載在《三三集刊》上。
我們有很大的理想和追求，這從《三三》原來的名字上就看得出來，之前我們也考慮過另一個名字叫“江河”。“江河”，也就是長江黃河，出發點是要借由這本雜誌來思考大中國的問題，但後來還是用了“三三”，覺得它更有意蘊，沒有那麼直白。三四年後，差不多到1979年的時候，《三三集刊》共出了二十八輯停刊，沒有辦法，因為有的人出國，有的人去服兵役，《三三》也走到了盡頭，完成了曆史使命。
結束《三三集刊》之後，有一段時間我意興闌珊，覺得做這件事也沒意思，那件事也沒興趣，去公司上班也做不了，剩下的，隻有寫作這一條路了。好像是注定了，你的人生就是這條出口，因為你隻會寫作，沒有別的專長，卻反而使得寫作成為你活著的意義。在我看來，寫作就是不斷地整理你自己，那些生活中必須麵對的人與事，在寫作中沉澱下來。
河西：1971年上半年，您父親編選《中國現代文學大係》小說部分，九十八位小說家，把張愛玲排第一位，並寫了文章表達崇敬。用典“萬古常空，一朝風月”，這是否也是您對中國現代小說家的排名？
朱天文：在我的排名中，排在前頭的，一個是張愛玲，一個是沈從文，一個是魯迅。魯迅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他那樣沉鬱頓挫的批判時代，和沈從文遊於造化的天然，以及張愛玲式的懷疑都不同。
張愛玲現在算是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祖師奶奶了，胡蘭成則可以算是祖師爺爺。張愛玲是一個現代主義的作家，現代主義最大的特點就是懷疑，這在張愛玲的小說中盡顯無遺。
河西：您的文學生涯可以說是從編輯《三三集刊》開始的，這裏麵，胡蘭成是個靈魂人物。您專門寫過一本書《花憶前身》來追憶胡蘭成，胡蘭成對您的影響是否可以用“至關重要”來形容？
朱天文：是的。這裏麵，胡蘭成先生的影響至關重要，《三三》除最後一輯胡老師未及看到，其餘每輯，他都是寫信來一篇篇評讚。1974年胡蘭成應聘自日本回台灣，在華岡開課講授“華學科學與哲學”。但是很快他的課就給停了，人們覺得他曾經在汪精衛的日偽政府裏擔任過宣傳部長，是漢奸，所以有教授在報紙上寫文章指責他，他隻能停了課躲起來。
河西：您說當時你們有很強的使命感，覺得不僅要做作家，而且要成為“士”這樣的知識分子，從女性來講，她們的寫作往往是私密的，不太有那麼多的社會性的訴求，可是你們當時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的使命感？
朱天文：胡蘭成先生的禮樂之學深深地影響了我們。之前我們讀教科書，也讀中國曆史，但不過是泛泛之讀，並沒有了解這些曆史和我們有什麼關係，直到胡蘭成先生給我們講課之後，我們才明白中國曆史對於我們的重要性，是要“以曆史上的見識來看現實”。
還有一點，胡蘭成先生的視野絕不局限於文學。他喜歡能樂，也喜歡陶藝，還喜歡數學，他與世界級的大數學家岡潔以及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湯川秀樹相識，然後他買了很多數理方麵的書籍仔細閱讀，他就像竹林七賢的嵇康《琴賦》中說：“手揮五弦，目送飛鴻”，撥著琴弦，眼睛卻看著天上的鴻雁。他說：“不隻是數學與物理學有限製，學問這樣東西便是有限製的，有時反而是阻礙。”黎曼前後的數學思想的流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普朗克的量子力學等等當今自然科學界的最新成果，他都有興趣來研究，也從岡潔明白了什麼是冥想格物。這種視野和眼界，不隻於文學，也是胡蘭成先生教會我們的。胡蘭成先生什麼都看，政治學的、社會學的、宗教的……
我們姐妹對於社會使命感的興趣大概是那時候形成的。我們覺得小說隻是一種技藝，我們更希望成為中國古代的士，這個士就有點像現在我們說的知識分子，當然不完全一致。我們想要研究政治、經濟、曆史等各個領域的知識，要了解他們的過去與現狀，參與到社會文化的建設中去，我們有一種責任感。
我妹妹天衣後來還曾經參加政黨，我想都是那時候的影響所致。
河西：當時您父親收留胡蘭成，你們家當時是否也受到一定的壓力？
朱天文：也不能說是“收留”，1974年，我父親得知胡蘭成先生在華岡，8月即寫信給他，未久收到回信，兩行字：“足下偶有興來陽明山一玩乎？仆處無電話，但大抵是不出去。”
胡蘭成先生到台灣後，有教授在報紙上刊文，頃時伐聲紛至，於是乎，他的書在台灣不能出版，文章也不能發表，他的課也隻能停了。既然不能在台灣的正式刊物上發表，我們就自己編雜誌來發，隻是胡蘭成先生用了一個筆名“李磬”掩人耳目而已。後來我們也幫胡先生出版了他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