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沒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經濟學如何忘掉了貨幣……
女王的疑問
2008年11月5日，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致力於進行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的學術機構——耗資7 100萬英鎊的擴建工作完成。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親臨學院，主持了落成典禮儀式。1這場慶典策劃了數月之久——不過，僅僅7周前，美國知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嚴重程度堪稱史無前例。這種事情可不多見。在參觀了雄偉的新教學樓後，女王來到教職員工麵前，向這群國際經濟學領域的翹楚問了一個直白的問題：為什麼沒有一個人預見到危機將要發生？
這個問題引發了共鳴。大眾媒體抓住了這一點。既然有了複雜的理論和計算機模型的幫助，為什麼所有聰明的經濟學家和高薪的銀行業者，卻都沒能預見到這個潛伏在經濟體係核心中的大災難？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舉辦了一次大會商討答案，並在2009年7月向女王做出了回複。2回複中列舉了一堆現在人們早已熟知的問題，包括全球宏觀經濟失衡、銀行風險管理失誤、長期低通脹導致的一般性過度繁榮以及鬆懈的監管。報告承認，沒有一家主要的相關利益方認清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可能會遭遇到這樣一場災難性的崩潰。報告還指出了這其中的原因——也就是女王疑問的答案——所有人都沒有足夠的大局觀。英國國家學術院的代表寫道：“簡而言之，女王陛下，雖然失敗有很多原因……但這個失敗主要是很多聰明的人共同印象的失敗，無論是在這個國家還是在國際上，他們都沒能意識到這個體係整體的風險。”3英國國家學術院診斷結果如下：在孤立的狀態下，“似乎每個人的工作都沒有什麼問題。”4問題是沒人看到大局：當“個人的風險被合理地視為很小的時候……對體係這個整體來說風險確實是巨大的。”5
女王對這個答案作何評價與曆史進程並無關係。可以確定的是這個答案肯定不會讓美國眾議院監管和政府改革委員會（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感到滿意，在女王提出她的問題之前兩個星期，這個委員會就危機召開了第四次聽證會。該機構肯定不同意這份報告所說的，沒人看到大局。著眼大局，歸根結底就是宏觀經濟學家、央行行長以及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本職工作。所以，委員會要求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作為證人出席，也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他是美聯儲曆史上任期最長的主席，而且毋庸置疑，在崩潰發生前的20年裏，他都是全球最重要的經濟決策者之一。和英國國家學術院不同，格林斯潘沒有逃避責任。他並不否認自己的工作始終就是理解經濟如何以一個整體運作。他的誠實讓人欽佩，他認為問題就在於他的理解出錯了。他在作證時說道：“我發現了一個缺陷……這個事實一直讓我非常不安。我在模型中發現了一個缺陷，而這個模型在我看來是至關重要的工作機製，它定義了世界的運作方式。”6
這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格林斯潘使用的模型有什麼缺陷——以及它是如何被格林斯潘意識到的。經濟學並不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央行也不是新生事物。這門在過去兩個世紀中最有影響力的社會科學，怎麼會陷入到如此災難性的錯誤之中？世界銀行前任首席經濟學家、美國知名學術經濟學家、新近從美國總統奧巴馬國家經濟委員會裏卸任主任一職的拉裏·薩默斯（Larry Summers）在2011年4月給出了第三種判斷。在布雷頓森林公園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當被問及危機是否暴露出正統宏觀經濟學以及金融理論無法解釋的經濟現實時，薩默斯承認的確如此。他的坦白讓世界嘩然。薩默斯解釋道，首先，“二戰”以來建立的正統經濟理論這座“大廈”，實質上一直沒有用處。 事實已經證明，這套理論幾乎根本沒有涉及為何經濟會出現大幅下滑，也沒有涉及如何做才能阻止這種下滑。7
但薩默斯表示，曾經有其他的傳統理論——那些影響力小得多的理論——對他是有幫助的。2008年末和2009年初，當美國金融體係蹣跚在地獄邊緣之時，薩默斯就給焦頭爛額的白宮推薦了三名經濟學家的理論，來協助製定政策。這三人是白芝浩（Walter Bagehot）、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和查爾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8他承認，這一組經濟思想家，並不受無力的正統經濟學的影響，而且他們都已不在人世。海曼·明斯基於1996年去世。他那關於貨幣經濟如何運行的非傳統理論，曾被大多經濟學主流人士所拋棄。查爾斯·金德伯格是一位經濟史學家——大多數學術經濟學家多認為經濟史學並不是重要的學科——他最知名的作品出版於1978年。白芝浩是一名英國財經記者，1877年去世，主要的作品出現在1873年——現代的經濟學專家根本不認為他是位經濟學家。然而，處在這場危機核心之中的薩默斯正是要求助於這些鮮為人知、未獲廣泛認可的思想家，求助於他們對銀行業與金融業運作方式的認識。而在危機最敏感的階段過後，就中期的政策回應來說，凱恩斯的理論一直就是一種依據。薩默斯表示，雖然現代學院派宏觀經濟學家的核心研究項目“對政策製定過程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我本人是深受基本的凱恩斯理論框架影響的。”9
那麼，這套另外的傳統經濟思想是什麼內容，讓受其影響的理論比“二戰”後那座下了頗大力氣建立的“大廈”更為有用、更為實際呢？對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委員來說，白芝浩那本《朗伯德街》（Lombard Street）——一本記錄了19世紀70年代初倫敦貨幣市場的作品——怎麼會比21世紀那些最前沿、涉及最完備技術的作品更具說服力呢？正如薩默斯指出的那樣：“我覺得經濟學知道很多事情；它忘掉的東西也太多了；而且幹擾它的東西更是相當的多。”10問題是，經濟學忘記了什麼？它因為什麼東西分了神？另外，最大的問題恐怕是，上述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商業中一切惡的典範”
市場健忘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上次金融崩潰幾乎破壞了銀行業體係、經濟，或許還有資本主義本身，但僅僅數年時間，人們就因為隨之而來的繁榮忘掉了這一切。對掙紮在跨時代轉型過程中的世界經濟與金融本身來說，這一次的崩潰似乎可以說與前一次完全不同。之前的10年裏，資本市場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增長與創新。為全球化新經濟創造信用的主體，不再是傳統的銀行，而是一類全新的交易商，他們發明並擴散了可交易債務證券。就其本身來說，這些新奇的信用形式似乎是有風險的，而且缺少流動性——但另一類公司出現了，專門從事將這類證券打包成多樣化的證券組合的業務，從而降低了前者的風險。懷疑這種行徑聰明之處的人被鄙視為經濟路德派——這種鄙視一直持續到這座信用金字塔出現了不尋常的裂痕。當時利率高企，一些小規模的公司破產。緊跟著傳言四起，稱有條“大魚”遇上了麻煩。很難想象監管者會對此放任自流：所有人都知道，這條魚“太大不能倒”。大說特說道德危機的危險，這種道貌岸然的、出自央行的言論是很難讓人安心的。之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事情真的發生了。一場徹徹底底地破產，而央行真的沒有插手。於是天下大亂：數十年未見的恐慌出現了。隨著金融市場萎靡、信用體係失靈以及經濟崩潰，道德危機一下子變成了央行最不需要擔心的事情。決策者意識到，現在是全力開動印鈔機，拯救金融行業的時候了，不然這個行業就會全麵崩潰。
這就是2008年到2009年產生危機的故事。拉裏·薩默斯在其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關鍵的決策者的角色。人們不太知道的是，另一次金融大危機的故事和這次完全一樣——那次危機發生在140多年前的1866年。
在兩代人看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之後，英國經曆了一次經濟和技術的大轉型。這次轉型相當徹底，所以馬上就被冠以“工業革命”的名頭。11和所有好的革命一樣，這次革命也有先鋒；隻不過這次先鋒的人選出人意料。奠定了英國工業霸主地位的是大量企業家，這些人都屬於一個叫作“教友派”的宗教團體。這個邊緣化的新教教派有個人們更為熟悉的名字，“貴格會”。12心存嫉妒的同代人一般認為，貴格會商人的成功無非是他們對基督徒掙錢這一虛偽的行徑更有忍耐力。私下的說法是，貴格會那些虔誠的會友不隻“和他們的鄰居一樣，不僅崇拜財神瑪門”，甚至“把財富稱之為上帝的恩賜”。13不過，貴格會成員之所以能在新世界的秩序中成功，這還與他們的生活方式有很大關係。貴格會成員信仰的核心內容是個人誠信、艱苦勞作和保守主義。這個團體非常重視教育。而且最重要的是，貴格會的運動強調了朋友間團結一致的重要性。通過與外人不同的服飾和語言，這種團結在日常交往中得到了強化。另外在數代人的時間裏，貴格會都鼓勵教徒隻同教徒通婚。所有這些貴格會教義的特點都非常適合迅速發展的商業經濟，因為貴格會教義本身就是基於信賴、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識字與計數的。
和其他經濟工作比起來，銀行業無疑更需要貴格會的這些特點。一個排外的商業俱樂部，成員靠無須言表的信任聚集在一起，信奉同一種神秘的意識形態，這對私營貨幣網絡的發展來說無疑是極佳的環境。所以貴格會成員通常能在銀行業取得比其他領域更大的成就，這也就不是什麼難以想象的事情了。即便在今天，英國四大銀行有兩家——勞埃德與巴克萊——在最開始都是貴格會成員的公司。14不過，19世紀中葉那間最大的貴格會銀行已經消失了。當時，在勞埃德和巴克萊的規模還不及一家地方的會計室的時候，那間銀行就已經掌管了倫敦市，史上能做到這一點的銀行僅此一家。這家銀行名叫歐沃倫–格尼公司（Overend, Gurney and Co.），也被維多利亞時代的金融家們稱作“轉角銀行”。因為這家銀行不僅在金融市場上成為了英格蘭銀行的對手，把後者逼進了“牆角”，而且這家銀行就坐落在朗伯德街和伯青街（Birchin Lane）的轉角處，位於整個倫敦市的中心。
Mammaon，出現在《聖經·新約》中，代表物質財富或貪欲。有時被描述為地獄七君主之一。——譯者注
格尼家族是從東安格利亞繁榮的農業區做羊毛生意起家的。這家人靠好名聲在倫敦借款，並把款項貸給地方的綿羊養殖戶。憑借這種方式，格尼家族自然發展成了商人銀行家。隨著英國經濟的發展與多樣化，利用這類商業的機會——給位於金字塔底層需要信貸的地方資本家和位於更高一級的倫敦銀行牽線搭橋——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最終，諾福克（Norfolk）的格尼一家決定在倫敦開辦營業點。1807年，他們收購了倫敦的一家名叫理查德森–歐沃倫（Richardson, Overend）的小公司。在一開始，公司的業務很簡單，就是從事經紀業務。地方的潛在借款者把票據帶給歐沃倫公司進行檢查。如果歐沃倫公司覺得信用還行，就會找到倫敦一家商業銀行，以票據為擔保貸款——這個流程被稱為“承兌”。歐沃倫–格尼這樣的經紀商開展的此類業務越多，他們的推薦就越容易被銀行所接受。票據經紀成了一門大生意，而由這些人充當中介的債務證券市場也就成為了工業革命的主要管理機製。
隨著時間流逝，票據經濟人不再甘於隻扮演商業銀行代理的角色，而是想憑借本身的實力成為金融公司。銀行可以把富餘的資金按需要存到經紀人那裏，而經紀人自己則可以給地方或國外企業家的票據做貼現。15風險現在轉移到了經紀人的資產負債表上——而他們可以獲得這裏麵的全部利潤：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這些人已經不再隻是經紀人（Broker）了，而變成了交易商（dealer）。到了19世紀中葉，倫敦的票據經紀人就是處在全球經濟體係最核心位置的商人銀行家——成為了中世紀歐洲那些意大利彙兌銀行業者
創建理查德森–歐沃倫公司的是倫敦一家票據貼現營業所的店員托馬斯·理查德森（Thomas Richardson），以及史密斯–佩恩銀行的員工主管約翰·歐沃倫（John Overend）。——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