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的一段時間，蘇家父子三人勒索我二百萬一案原本定在9月17號開庭審理，但是因為蘇家父子三人互毆導致蘇建橋死亡，法院臨時決定要將兩案並案處理，因此就推遲了，開庭日期等另行通知。
朱所長的女兒朱玉順利進了彭城鐵路分局工作，本著一事不煩二主的精神，我又請王奎亮幫忙，順便給朱曉露在鐵路分局食堂找了個差事，雖然沒正式編製，但是一月兩千二百塊錢，還給她交社保。反正我欠王奎亮的人情是越來越多，債多了不愁，反倒無所謂了。
22號中秋節，丈母娘蘇佩琴因為急性胰腺炎發作，出獄就醫，和錦秋我們兩口子一起過了個中秋節，關於蘇家那一家子的事情，我們也沒和她說，第二天她就又回監獄去了。
25號，上個月來采訪我的那個黨報施記者又如約而來，對我進行了第二次采訪。和上次采訪不一樣，上次采訪的主要對象是我，報道的也主要是我見義勇為的事跡，這一次雖然采訪對象同樣還是我，但是主要報道對象則是張兆川了。
這家報紙按照上邊的要求，正在做一個中央企業優秀共產黨員的專題係列報道，每期選定一位報道對象，然後找一個和他熟識的普通人來談談這個報道對象，這期的報道對象就是張兆川，而我則是那個和他熟識的普通人。
我們還是在小南湖酒店的茶室見麵，幾句寒暄落座，采訪就算是正式開始了，施記者首先問我：“常先生，請你先講一講你和張兆川是怎麼認識的？”
我回憶了一下，然後說道：“2007年春節假期，我去甘肅武威旅遊，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在當地山區一片沙化比較嚴重的山坡上，我看到有人在那裏植樹，覺得挺有意思的，於是就主動上去和他攀談了起來，那人就是張兆川。交談中我才知道，他也是在北京工作，利用假期到當地去進行義務植樹，而且這個習慣他已經堅持了好幾年。在那次交談中，我覺得他學識非常淵博，性情寬厚平和，而且我們業餘又都非常喜歡打高爾夫球，於是我們就成為了好朋友。回到北京之後再聯係，這時候我才知道，原來他當時已經是中國發展銀行的行長，不折不扣的大人物了。”
施記者輕輕點了點頭，一邊低頭做著記錄，一邊又問我道：“那在日常生活中，你覺得張兆川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我裝模作樣的考慮了一下，然後說道：我覺得張總這人生活作風非常簡樸，很多人都知道張總非常喜歡打高爾夫球，而且水平還不錯，雖然高爾夫球對於大多數來說還是一項奢侈的運動，但是以張總的職位而言，他每年的年薪都上百萬，本來他完全有條件去國內最好的球場打球，可他就是不去，還定下了規矩，一年最多進兩次球場。他花幾百塊錢買了塊球毯，大多數時候都是自己一個人在家裏球毯上自娛自樂一下，省出來的錢，絕大多數都投到了西北的義務植樹防沙化上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