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開封作為統一王朝的都城，僅見於北宋一朝，由此也標誌著國都東移趨勢的完成。那麼，開封是在怎樣的曆史背景下成為都城的，北宋開國者又是如何選擇其為京師的？這些問題古人有過議論，今人也曾談及，但或失之於偏頗，或不夠全麵。本文擬對此重新加以探討。
中國古代的都城是專製集權王朝的統治中心，所謂“天下之根本，九州之樞會，譬之一人之身，則京畿為之腹心，而四方乃其支末”。因此，都城的確立，深受封建統治者的重視，在選京定都時，“必相天下之勢而厚集之”。就是綜合當時各方麵社會條件，作為定都的依據。在這些條件中，以經濟、政治、國防及防禦地形諸因素最為重要。
首先，從經濟條件上看，所謂：“京大也，師眾也，大眾所係，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優越的經濟條件是建都的必要前提。秦漢時期，黃河中下遊是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中又尤以關中平原最富，“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為當時全國經濟重心所在。秦始皇正是在此基礎上滅六國，劉邦也據此而稱帝。而當時的南方地區尚未得到較多的開發，經濟上相當落後。在此經濟形勢下，關中無疑具備了定都所必要的物質條件。其次，從政治和國防上來看，在古代交通、通信手段相當落後的情況下，國都應居於天下政治重心之區，以便“臨製四海”。而政治中心又必須與國防重點相適應，都城既是國防的最終對象，又是國防的最高指揮中心。先秦以來，中原政權的外來威脅始終在西北，南方則很少構成較大的邊患，故秦漢時的國防軍事重點在西北。關中適應當時的國防形勢，便於就近指揮，亦成為政治重心所在。第三，就防禦地形而言，在冷兵器時代，天險地形在防禦上占有極大的優勢，從來受到防守者的重視，而這對都城安全是極為重要的，所謂：“建邦設都，皆馮險阻，山川者天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為固”。秦中“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占盡了防禦上的地利。上述幾方麵的原因，使關中在當時作為都城是最為有利的，故當漢高祖考慮遷都洛陽時，婁敬和張良等人便竭力反對。地處關中腹地的鹹陽和長安乃成為秦漢的國都。此後，都城雖一度東移，卻不時有人要求西遷。到隋唐時，都城再度返回長安。總的說來，隋朝和唐前期的全國形勢類似於秦漢：北方經濟勝於南方，西北的突厥為主要的邊患，“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
但到武則天當政以後，上述局麵開始發生變化，一方麵，隨著唐中央官僚機構的日益膨脹，關中的經濟力量已難以應付，窘困的現象不時出現，唐代數帝就不得不到東都就食。“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安史之亂後，秦中屢遭兵燹，這種狀況進一步加劇。而與此同時，相對安定的江南經過長期的開發，經濟力量勃然而起，出現了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東南漕運便直接關係到唐王朝的生存。但是，“關中寓內西、偏天下，勞於轉輸”。另一方麵，中唐以後，契丹勢力崛起於東北，國防重點也迅即東移，一時強藩重鎮多設於河北，關東遂成為政治角逐的關鍵之區。顯然，長安已無法適應新的形勢，大有鞭長莫及之感。北宋宰相王旦即指出：“長安、洛陽雖雲故都，然地險而隘，去東夏遼遠，故漢之吳楚七國、唐之山東河北往往強悖，良亦遠而難製也。加其轉漕非便，仰給四方，常苦牽費”。唐末，便有人獻議遷都。在此社會背景下，都城東移已成大勢所趨，五代時，都城終於東出潼關。清代史家趙甌北對此提出如下看法：“地氣之盛衰，久則必變。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是時地氣將自西趨東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當長安夷為郡縣之時，契丹阿寶機已起於遼……而氣之東北趨者，則有洛陽、汴梁為之迤邐潛引”。趙氏的地氣之說雖不足為信，但透過這些語句的神密色彩，卻表明他已觀察到了統治中心東移的必然趨勢，並感覺到這種移動是與國防重點和政治重心的變化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