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是中國曆史上特有的一種現象，即封建王朝通過水運，向其統治中心――京師大規模征送稅糧等物資的一種製度。這一現象始於秦代，亡於清末，前後存在了二千年之久，其間統一集權王朝時期，漕運無不興旺發達，而分裂割據之時，漕運則一蹶不振，可謂與中國的封建集權統治相始終。誠如晚清政治家康有為所言：“漕運之製，為中國大政”。但是，漕運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它與中國封建王朝統治的關係如何，其作用和影響又何在？目前史學界尚未做出完整的回答。因此，對這些問題加以探討，無疑是有意義的。
一 漕運產生及其興衰的根源
眾所周知，史稱三代的夏、商和西周時期，雖然號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天子及中央實際上僅控製有數百裏的王畿之地，其餘廣大地區則處於“分土而治”的狀態之下，或為臣服之邦，或為受封之國。這些邦國與中央的關係是相當鬆弛的，在經濟上，主要保持著“進貢”的義務，這種進貢，有時也隻是象征性的。因此，三代雖稱統一，但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統治。及至春秋、戰國之時，列國稱雄，天子淪喪，原來形式上的統一、“進貢”也隨之消亡。總之，在先秦時期，由於沒有出現強大的中央集權王朝，所以，便不存在中央對各地經濟的嚴密控製，也不可能出現中央對各地財賦的經常性、大規模的征運現象，因此，漕運也未能產生。至於春秋時秦國的“泛舟之役”，隻能算是偶然現象，並非穩定、製度化的漕運。
秦統一封建王朝建立後，才首次在政治上對全國實行了中央集權統治，完成了韓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的構想。為了滿足空前龐大的秦中央政權的日常需要，支持其“內興功作，外攘夷狄”的事業，就有必要吸收和利用各地的收入，所謂“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同時，正像廢除分封、銷毀六國長城及兵器，以打擊各地的政治、軍事基礎一樣，也必須在經濟上剝奪地方的收入，以削弱其對抗中央的物質基礎。因此，秦王朝對各地、特別是山東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財賦征調。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漕運才應運而生。換言之，秦中央集權政治的需要，是漕運產生的主要原因。而漕運所以采用水運的形式，則是由當時的交通狀況決定的。在古代陸路運輸手段極端落後的情況下，大規模、長距離的運輸，可行性最大的隻有水運，其優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如後人所說：“設無通舟航，百貨當陸馳，人肩牛騾驢，定應無完皮”，從而決定了漕運的水運特定形式。先秦運河的初步開挖和水運的抬頭，為秦代漕運的發展創造了便利的條件。
秦代漕運的直接記載雖然很少，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其發展梗概已大體可知（見史念海《河山集》）。秦統治者通過關中渭水、黃河以及與黃河下遊相通的濟水、鴻溝等河道，將遠至黃河之濱的山東各地糧物源源不斷地漕運至鹹陽，位於黃、濟相交之處的敖倉，是當時漕運的重要集散地，直到楚漢相爭時，仍“藏粟甚多”。敖倉以西的陳留，據記載也有數千萬石的積粟，很可能是漕糧西運的又一集散地。這都反映了秦代的漕運已有了較大的規模。
通過以上事實不難看出，借助於水運這種便利條件的漕運，是秦中央集權政治出現的產物。此後，中央集權這一統治方式，便與漕運長期並存。秦代以降，中國封建政治的發展、變遷，可以概括地集中為以下三點：其一，統一是發展的主流，集權統治又是統一王朝政治的靈魂。在曆代統一王朝的嬗變中，集權政治呈現出日益強化的趨勢，這一趨勢又可大體分為兩漢、隋唐和宋元明清三個階段，特別是第三階段，中央集權政治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二，就各統一王朝本身而言，往往又包含著由初建時的幼稚和弱小到發展強大，而後又轉為衰亡這樣三個不同的時期，其集權的程度表現為弱、強、弱的過程。其三，在統一的主流之外，又先後出現了三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和宋金對峙幾大分裂時期，此時，集權政治或名存實亡，或銷聲匿跡，可說是集權統治的斷裂階段。封建集權政治的上述變遷及表現，就決定了漕運發展的曲折多樣性。以下就統一和分裂時期，集權政治興、衰給漕運造成的不同影響，分別予以論述。（由於篇幅所限，故某些時期從略）
先談統一時期。統一的兩漢時期，是封建集權政治鞏固和發展的階段。雖說是“漢承秦製”，但西漢建國伊始，卻恢複了分封之製，全國五十四郡中有三十九郡為封國所有，漢中央直接掌握的僅有十五郡。這些封國在政治和經濟上保持著極大的獨立性，所謂“國所出有，皆入於王”，即指這種情況。因此，漢初對關東的漕運就極為有限，每年僅數十萬石粟。到文景以後，中央開始削藩，特別是漢武帝登基後，全麵推行強化中央集權的方針，中央對全國的控製空前加強。封國或廢、或淪為郡屬機構，而王侯“惟得衣食稅租”，至此，漢王朝直接控製了全國的經濟命脈，為日益膨脹的集權統治的各項需要，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漢中央乃大力發展漕運，“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漕運量迅速提高到年四百萬石的空前水平，最高時達六百萬石，以至於出現了太倉之粟陳腐不可食的現象。為了使巴蜀之物也能漕運關中，漢武帝還下令溝通秦嶺間的褒斜水道，但未能如願。此後一直到宣帝五鳳年間，由於在關中、河東大量糴買糧食，漕運量才有所減少。到西漢末及反新起義時，中央集權統治宣告瓦解，漕運乃絕於史籍，說明漕運之事也隨之陷入絕境。
東漢漕運號稱是“鴻渭之流，徑入於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蒼海，西綱流沙”，但具體的記載卻不多。史念海先生曾依據《東觀漢記》指出，在東漢前期，彭城、廣陵及九江等郡，每年向洛陽漕運九十萬斛穀（見《河山集》）。當時發達的農業區在黃河流域，北方地區的漕運量超過以上地區，是毫無問題的，但因無明確的數額，故略而不述。不過可以肯定地是，東漢漕運的規模和地位低於西漢，這一事實與東漢地方勢力強大、中央集權弱於西漢有關。
隋唐時期，是封建集權統治進一步強化的階段。隋王朝結束了長達數百年的分裂局麵，重新恢複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於是，沉寂已久的漕運又得以恢複和發展。隋初，在漕運沿線的蒲、陝、洛等十三州置倉募丁，向長安轉漕關東各地糧食。隋統治鞏固後，便大肆興修運河，形成了以長安為終點的全國運河網。其中的南北大運河，第一次溝通了京師與經濟上日漸崛起的南方的水上聯係，使漕運的範圍得到了空前的擴大，這就為漕運的大規模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隋代雖沒有留下漕運量的明確記錄，但其積穀之多，卻名聞於史，連唐太宗都歎為觀止。近年在原運河沿線發掘的隋倉，規模極為巨大，並存留了大量的炭化穀物。這從側麵證實了隋氏漕運之盛。由於隋祚短促，東南漕運尚未得到充分的發揮，但卻給後代漕運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
有唐一代漕運記載相當豐富，《兩唐書?食貨誌》首創漕運專節，為我們了解當時漕運的盛衰情況提供了方便。唐初，中央集權統治剛剛建立，其實力有限，因此，“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武後當政後，集權統治逐漸增強，官僚機構不斷擴大，“內外興作”日益增多，唐政府對漕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漕運量亦隨之提高。到開元、天寶前期，唐王朝的集權統治進入了極盛之時，各項開支大為增加“國用漸廣”，加之長安人口逾百萬，因此出現了君臣大講漕事的局麵。裴耀卿理漕時，三年向京師漕運700萬石糧，天寶中，運量達到年400萬石的水平，其中東南漕運所占比重日益增大。此時，正是唐集權統治日當中天之時，漕運也進入了鼎盛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