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是中國漕運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上承秦漢而下啟元明清，在諸多方麵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漕運在唐宋兩代的發展卻不盡相同，既存在後者對前代的沿革，更有兩者之間的差異，這些無疑都是漕運史乃至經濟史研究中值得探討的重要內容。本文僅就唐宋兩代漕運中主要方麵的沿革變遷問題予以探討，不妥之處，敬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 唐宋漕運區域及路線的變遷
如所周知，在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由於黃河流域為經濟上最發達的地區，所以秦漢以及隋等統一王朝的漕運區域也主要集中在北方。其時，漕運路線大體呈東西方向，如秦、西漢和隋代的都城位於關中腹地，征調關東糧食物資便主要依賴渭河、黃河及濟水等水道西向漕運。此後，經曆了270餘年的開發，西漢太史公筆下“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的南方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經濟迅速崛起，其實力已足以與北方地區抗衡，尤其是三吳之地，生產最為發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於是，這種經濟格局的變化，不能不引起新興統一帝國――隋朝對江南的高度重視。大業年間南北大運河的興修，正是統治者關注南土政策的體現，其更直接的用意則是企圖開拓東南漕運區域。遺憾的是，隋祚短促，工程浩大的運河雖終於完工，但卻未能享受其漕運效用。
唐朝建立後，由於隋大運河的存在，遂使全國漕運區域及路線與以往發生很大變化。唐都長安除了繼續借助黃河、濟水等水道漕運北方之物外，又通過汴河（即隋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河將南方納入漕運征調範圍。唐初，簡政薄賦，“故漕事簡”，每年漕運糧食不過20萬石。《新唐書?食貨誌》稱：“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揆諸這一史料記載，可知唐高宗顯慶之前，調運京師的漕糧已包括東南地區租米。而武則天當政以後，隨著中央官僚機構的膨脹和“內外興作”活動的擴大，新興東南地區的漕運量乃不斷提高。開元時，裴耀卿主持漕運，主要力量便放在江淮一帶，“凡三歲，漕七百萬石”。安史之亂後，北方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麵，“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於是，唐室惟有竭力發展江淮漕運，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東南漕路遂成為此後唐朝的生命線，如韓愈所說：“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直至唐末，這種局麵都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唐代江淮漕運涉及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淮河下遊以南的所謂“東南”40多個州郡裏。據唐憲宗元和時宰相李吉甫所說：“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而中唐以後北方的鳳翔、河東、魏博及淮西等15道71州，則“不申戶口”，即“並不申戶口、納賦稅”。查兩《唐書?地理誌》，可知李氏提到的浙江東西之地，便是開元以後劃定的江南東道的大部分地區，包括潤州、升州、蘇州、常州、湖州、杭州、睦州、越州、明州、衢州、處州、婺州、溫州和台州等14個州；福建之地包括福州、建州、泉州、汀州和漳州等五個州；淮南之地，即淮南道下屬的揚、楚、和、滁、壽、廬、舒、光、蘄、安、黃及申等12個州；宣歙和鄂嶽之地是屬於江南西道之下的宣、歙、鄂和嶽州4個州；湖南之地也是屬於江南西道的一部分，包括潭、衡、永、道、郴及邵等6個州；李氏所說的江西之地實際上就是江南西道剩餘諸州：洪、池、江、饒、信、撫、虔、袁和吉等9個州。以上共50個州，比李吉甫所說的多出1個州，這個州即是江南東道的升州。按：唐肅宗至德二年，於潤州江寧縣設升州，上元二年，將其廢罷。後直到僖宗光啟時才複置升州。故李氏元和時所說的49州，正在升州廢罷之時。唐人詩雲：“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膏脂是此河。”這裏說到的四十三州，當指除去漕運負擔較輕的福建幾個州而剩餘的大致州數。
根據以上史料記載，可以知道除了在唐朝前期北方參與漕運外，有唐一代、特別是中唐以後最重要的漕運區域，主要由淮南道12州、江南東道19州和江南西道19州共50個左右的州組成。在這些地區中，江南東道的浙江東西14個州的漕運負擔最重，如唐德宗貞元時，“增江淮之運”，其中浙江東西歲運米75萬石“複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嶽、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也就是說，吳越地區承擔了幾乎一半的納漕任務。難怪杜牧這樣說：“三吳者，國用半在焉。”
北宋建立後，設置的納漕區域基本上繼承了唐朝的格局，而又進一步加以擴大。與唐朝及其前代以西部都城為終點的單向掃帚狀漕運路線不同的是，居天下之中的宋都開封擁有多方向的漕運網，即：汴河、淮南運河和江南運河溝通了京師與江淮漕運區域的聯係；廣濟河（又稱五丈河）連接了開封東北方向的京東漕運區域；惠民河和蔡河貫通了開封以南的京西南漕運地區；黃河則保持著開封與西部的河東、陝西漕運區域的聯係等等，所謂“派引脈分，鹹會天邑。”其中的東南漕運區域及漕路最為重要，誠如宋人所雲：“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
北宋初，因江南尚未臣服，故供應開封的漕運主要集中在北方諸路，“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惟京西、京東數路而已”。宋太宗統一天下後，江淮地區漕運迅速恢複，於是，全國範圍的漕運局麵形成。其中北方漕運區域包括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東路和陝西路等6個路的廣大地區（到北宋中葉，陝西地區又分為數路）。江淮漕運區域則由東南六路構成，即：淮南路、江南東、西路、兩浙路和荊湖南、北路。
北宋漕運區域與唐代不同的變化主要有三點：其一，始終保持了北方在內的全國性漕運；其二，福建及嶺南地區因交通不便而退出一般性的漕運；其三，荊湖南北漕運區域擴大，即荊湖北路除了保有唐代的鄂、嶽兩州漕運外，又增加了江陵府、德安府、常德府、複州、歸州、峽州、澧州、辰州、沅州、靖州、漢陽軍及荊門軍等12個府州軍的漕運。
北宋各漕運區域承擔的漕糧負擔也與唐代不盡相同。北宋北方的京東東、西路每年大約漕運糧食40～70萬石左右，京西南、北路負擔約600萬石上下，河東、陝西每年承運漕糧約80萬石。東南地區的漕糧在經曆了最初幾年的年運量400萬石的水平後，很快便超過了600萬石。宋真宗景德三年，遂以600萬石為東南漕糧定額，其後運量雖有增減，“然其大約以景?（此為‘景德’之誤）所定歲額為準”。江淮地區的漕糧最高運量則曾達到700～800萬石。東南六路各自承擔的漕糧運量情況，大約在宋太宗時已做出了詳細的規定。淳化四年，“統六路年額上供米六百二十萬石”，其中淮南150萬石，江南東路99.11萬石，兩浙155萬石，江南西路120.89萬石，湖南65萬石，湖北35萬石。北宋的江南東路和兩浙路即是唐代的江南東道的大部分，其漕運負擔一仍唐朝，也相當沉重。而北方各路及兩湖地區依舊是漕運負擔最輕的區域。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宋代流行的“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其產生絕非偶然。
南宋立國於江左，漕運惟有依賴江南，特別是江南東西和兩浙地區幾乎承擔了絕大部分的納漕負擔。這種局麵一直維持到南宋滅亡才告結束。據《宋史?食貨誌》記載：宋高宗紹興三十年，除了供應各處駐軍軍糧127萬石外，向都城臨安漕運的糧食有112萬石。這一數額較之於北宋，無疑大為遜色，基本上可以反映南宋漕運的一般水平。
二 唐宋兩代“漕法”的演變
唐宋人所說的“漕法”，從形式上看指的是漕運的運輸方式，如果從內容上看則包括了漕糧物資的征收、調運及平衡等製度。唐朝時，在改善以往運輸形式的基礎上形成了漕運“轉般法”。北宋一代，轉般漕法進一步發展，內容日益豐富。北宋末，則改行了不同於以往的“直達”漕法。
唐代之前，由於東方至關中的水路漫長複雜，既有黃河三門峽險阻，又存在各段河路在不同季節的水情變化，因此，為了有效地組織大規模的漕糧運輸，便在漕運中采取了分段轉運的運輸方式。如秦漢時位於洛陽以東黃河南岸的敖倉、位於關中東部渭水之側的華倉等，都是用於中轉和儲存漕糧的轉運倉。隋代開皇時，在水路沿線的陝州、洛州、衛州及華州等地也設置了中轉倉，以“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這些做法無疑都為唐代漕運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唐朝初年，因漕運量有限，所以沿用隋代原有轉運倉並沒有多少問題。但當江淮漕運量擴大之後，水路變化與漕船運輸之間的矛盾隨之明顯暴露。所謂東南糧物自：
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揚州入鬥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以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幹淺，又般運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汴河入黃河之處），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幹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為損費。
開元時，宣州刺史裴耀卿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了改革主張，他建議在汴河與黃河交彙處設武牢倉、黃河與洛河銜接處設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在三門峽險段東西兩側分別設置轉運倉，“每運至倉，即般（同‘搬’字之意）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同時在危險河段配合使用陸運方式運輸。裴氏的方案獲得了唐玄宗的同意，實施之後功效顯著。此即最初的製度化漕運轉般法。唐代宗時，劉晏主持漕運，又在以往的基礎上對轉般法進一步加以充實和改革，其內容主要有：其一，穩定和明確東南至長安各段水路的人員船隻的運輸分工，所謂“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從而收到了“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的效果；其二，發揮諸轉運倉的存儲功能，在淮南諸道設置巡院，及時掌握各地物價，於豐稔地區增糴，而在饑歉之地少征，再賦予轉般法以平衡各地糧食價格的作用。誠如唐人所說：“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嚐儲三百萬斛”；其三，利用江淮鹽利收入造船募夫，以替代民怨極大的民戶服役之法，使東南諸道漕運獲得了必要的財力支持。於是，一度萎縮蕭條的漕運再度勃興起來。遺憾的是，中唐以後，政局動蕩不安，劉晏雖有功於國，但卻最終不免予被逼自盡的結局，劉氏實施的轉般漕法也遭到了一定的破壞。
北宋定都於東方的開封，既縮短了各漕運區域至京師水路的距離，又擺脫了漕運主幹線上的險關――黃河三門峽，水路的通航狀況比前代有較大的改善。但江淮六路地區至開封的航道仍相當長，汴河、淮南和江南運河幾段水道的水情變化也不相同，所以繼續實行唐代轉般運輸形式還是有意義的。在此還值得指出的是，淮南運河因地形起伏很大，所以為保持運河水位穩定，在河道上設置了許多蓄水堰壩，這也對船隻的直接通行帶來了麻煩。更重要的是，北宋東南漕糧數量極其龐大，運輸任務十分繁重，因此，必要的調節機製和財力支持就顯得非常必要，而劉晏采取的平衡糧價及以鹽養漕的措施，無疑有借鑒參考的價值。於是，北宋一方麵在東南漕運中繼承了唐代的轉般漕法，另一方麵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轉般漕運法。至於北宋北方幾路的漕運，因運量小、距離短，則實行普通的直達運輸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