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漕運得到了巨大的發展，無論是運輸規模還是運輸範圍，都遠過於前代。其中東南地區的漕運，在唐代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增長，成為北宋王朝立國的重要基石和生命線。為了確保東南漕運的暢通，宋政府實行了許多製度和措施。其中，以宋初至崇寧時的“轉般法”和崇寧以後的“直達法”最為關鍵。其發展變化直接關係著東南漕運的盛衰。
一 轉般法的淵源
北宋在東南實行的漕運轉般法，從形式上講，是指東南六路（江南東、西路，淮南，兩浙和荊湖南、北路）漕物運至淮南，再由汴河漕船轉運京師，即轉遞運輸，故名“轉般”。其實，這種運輸形式前代已經出現。
自隋代運河建成後，東南物資就已源源不斷地通過運河漕運北方。但由於航線過長，所經河道差異較大，出現了許多影響行船的問題，使漕運受到阻滯。唐玄宗時，裴耀卿針對以上問題，吸取了隋代沿黃河一線設倉，“轉相灌注”的經驗，建議變更長運，於河口、洛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加上洛陽至長安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矣”。裴氏之議適應不同水路狀況，以分段轉運的辦法解決阻滯現象，較為便利可行，因而被唐政府采用。
到劉晏主持漕運時，進而規定了“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製度，以便使“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可見轉般運輸法，是從解決運河各段載航差異的矛盾中產生的。為了保證漕運量的穩定，劉晏又在淮南諸道列置巡院，及時掌握各地收成和物價情況，於豐稔地區增糴，在歉收之地少征，又具有一定平衡物價的作用。總之，唐人成功的措施和經驗，對北宋轉般法有直接的影響。
二 北宋轉般法的形成和發展
根據宋人的記載，北宋的轉般法大致有三個方麵的內容，比唐代複雜而健全。1.東南六路上供物資經淮南轉般倉中轉，由汴河漕船運達汴京。即“東南諸路斛鬥自江湖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建置轉船倉七所，聚畜糧儲，複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2.主管東南漕運的發運司，在江淮等地糴米儲積，當某路無法按時完成上供額時，以儲米代為上供。“州縣告歉，則折納上等優劣[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年最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3.六路漕船從淮南載鹽歸本路，賣鹽息錢充本路經費，使各路漕運得以補貼。即回舟“複以通泰載為諸路漕司經費”。這是北宋在前代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形成的。
宋初，疏通了汴河與淮南的聯係，淮南之物得以北運。淮南運河堰埭頗多，漕舟至此，乃分段轉般遞運，將貨物集中到楚州和泗州，再從這兩地轉入汴河。楚、泗二州位於淮南運河與淮、汴河的交接點上，因而成為漕運的集散地和轉般場所，估計宋初已在此設立轉般倉。由於當時漕運的規模較小，路途又近，所以，轉般法還僅停留在分段轉運的形式上，還不夠係統和完備。據陳傅良所記，此時汴河年漕運量隻有數十萬石。
北宋統一南方後，漕運量便迅速上升。太平興國六年
（981），汴河僅漕糧一項就達四百萬石，超過前代最高記錄。但由於相應的製度還不健全，對各路缺乏統一組織和管理，又無定額標準，所以漕運量很不穩定，從而製約了漕運的進一步發展。為了適應新的形勢，盡可能地滿足中央集權國家的需要，宋政府於淳化年間，派楊允恭等赴淮南主持漕運，加強對各路漕運的組織工作。楊允恭在統一管理的同時，明確規定了漕運路線：“江浙所運，止於淮泗，由淮泗輸京師”。不久，荊湖地區也被納入。於是，六路漕運在淮南轉般的形式完全確立，“凡水運自江淮南劍兩浙荊湖南北路運，每歲租糴至真、揚、楚、泗州，置轉般倉受納，分調舟船計綱溯流入汴至京師”。真、揚二州位於長江與淮南運河的交彙處，與楚、泗州地位相同，因而也置轉般倉。四州共有轉般倉七所，三處在真、泗，其餘在楚揚。轉般倉受納糧物浩瀚，因此規模都很大。元豐時，發運副使沈希顏稱：“淮南轉般倉泗州最為近便，雖有南北兩倉，才可貯穀一百五萬餘石，揚州廢倉三百餘間，約貯穀百萬石……”雲雲。
真揚楚泗四州轉般倉受納各路漕糧的情況，根據政和二年（1112）淮南轉運判官向子?的上奏可知，真州接收江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上供糧物，揚州接收兩浙地區，泗州接收淮西地區。雖未提到楚州，但根據楚州位於泗州以東推測，估計主要接收淮東之物。
這一時期，北宋政府對六路漕糧在京畿地區的儲納地點和數量，也做了明確規定。如淳化四年（993），六路上供漕米共六百二十萬石，“內四百八十五萬石赴闕，一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畿送納。淮南一百五十萬石赴闕，二十萬石鹹平、尉氏，五萬石太康；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七十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闕，二十四萬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一百萬八千九百石赴闕，二十萬石赴南京；湖南六十五萬石盡赴闕；湖北三十五萬石盡赴闕；兩浙一百五十五萬石，八十四萬五千石赴闕，四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陳留，二十五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由此可見，漕糧的絕大部分是供應京師的，又有一部分供給南京（今河南商丘）地區的駐軍。
東南漕運轉般製的形式確立後，北宋又針對各路收成和距離不同而影響漕運量的問題，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加以解決，即吸取了劉晏和糴的經驗，以糴買積儲填補缺額。如範仲淹所說：“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大致每年在江浙等地糴米二百萬石。這些糧食便用來補充歉收地區上供的缺額，歉收之地則以錢折充所缺，這樣既保障了漕運量的穩定，又可調濟豐歉。上述工作主要由發運司主持，但發運司從設置之日（至道時）起，就幾經廢立，直到仁宗時才最終確立。因此，北宋前期，這項調濟措施尚處於初創階段。到許元主持漕運時，這一措施才趨完備，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宋政府還把漕運轉般法與東南鹽法結合起來，以互相支持。眾所周知，北宋在全國各地製定了不同的鹽法，其中東南地區實行“官賣鹽法”，即六路轉運司控製淮南鹽的運銷。於是，各路漕船至淮南轉般倉卸貨後，便可利用返航空舟運載本路之鹽，散鹽於所屬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北宋地方收入多上交中央，宋政府乃以六路賣鹽息錢充本路經費，“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反過來支持漕運和其他上供所需，可謂互利互惠，“故漕不乏，民力亦寬”。其鹽運分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