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清代，倉場官吏的營私舞弊活動十分猖獗。他們互相勾結，通過勒索運糧官丁、貪汙偷盜及領俸官吏共同分贓等活動，大飽私囊。其活動之頻繁、手段之複雜，在曆史上極為突出。其結果不僅極大地損害了清太倉儲蓄，加劇了吏治的腐敗，更嚴重的是加重了漕運的負擔，對廣大納漕地區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相當大的消極影響。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在於清朝的腐朽統治、倉官庾吏待遇的低下、倉場法規製度不健全等方麵。
中國曆史上，倉官庾吏的營私舞弊活動相當嚴重，成為吏治腐敗中的一個突出現象。特別是在清代，倉場官吏承襲了以往各種倉弊，大肆貪汙索賄，其手段之多，膽量之大，更是駭人聽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清代倉場官吏舞弊活動的猖獗，不僅嚴重地侵蝕了太倉積儲，而且極大地加重了漕運的負擔，對清政府的統治秩序以及經濟的發展，都帶來了極大的消極影響。
一
自秦封建中央集權統治產生以後，封建國家為了滿足京師皇室以下龐大官僚、軍隊等人員對糧食的日常消費需要，便建立了供輸和存儲兩個係統，即：一方麵，通過漕運這一供輸係統向京師調運各地上供的漕糧；另一方麵，以太倉這一存儲係統保管及出納漕糧。這兩個係統緊密配合，對封建中央王朝的存在，發揮著至關重要的物質保障作用。太倉無疑是封建國家機構中的一個重要經濟部門，不過，由於其組織的性質是出納、保管巨額糧食，職責雖重，職事卻相當繁雜細碎，大量的工作都屬具體事務性的、甚至體力性的。所以，太倉內部人員設置的特點是：胥吏所占比例極大，而官員人數很少。
清代太倉組織大體上沿襲了明代的體製。如：設總督倉場衙門，作為最高管理機關，掌管北京、通州諸倉事務及天津至北京間運務。總督衙門設於通州城內，主官名為總督倉場侍郎，按清朝滿漢複職之例，設滿漢各一員。總督衙門之下有坐糧廳、大通橋監督和京通諸倉監督等屬官，俱滿漢各一員。其中坐糧廳負責接收漕糧及通濟庫出納諸事，職責較重，地位也較高，例由部院郎員內簡用述，其下又有州同、州判及庫大使各一員。大通橋監督，負責通州至北京之間陸運事務，例由諸倉監督內補用。諸倉監督，分別負責各倉出納、保管事務，一般由部院保送補用。除以上各級官員外，倉場組織內又有大批未入流的低級官、胥吏和役人。如倉場侍郎下有筆貼式四名，坐糧廳、大通橋監督之下有書吏十幾名，閘官數人，應役的經紀一百數十人，車戶數十人及腳夫數百人等等，諸倉監督下各轄旗員、書吏、攢典及小甲等吏人多名，應役的花戶二三十人，通州倉又增雇夫頭、甲鬥一二十人。這些吏役承擔繁重而具體的出納、保管及轉運任務。
清政府有鑒於前代倉場中廣泛存在的貪汙偷盜現象，采取了許多防範倉弊的措施。這些措施主要有：其一，設立巡倉禦史製度，以“總查倉弊”。清代前後雖略有變化，但在大部分時間裏，都設立了專職的巡倉禦史。其二，在接收漕糧的關鍵環節上，除以坐糧廳具體負責外，又令倉場衙門和戶部雲南司加以稽核，所謂漕船抵通後，必須同時向“倉院、糧廳、戶部雲南司等處投文”。其三，對倉官和庾吏的任期都作了限製，如規定，坐糧廳和倉監督一職任期2年，不得連任，雍正時，又將倉監督的任期減為1年。對吏役則規定5年一更換，禁止連續應役，以防止官吏長期盤踞倉場。其四，應役的胥吏、役人例由通州及周圍幾縣有家業的良民充任，並連名互保，以防無業浮浪之輩混入。最後，頒行各種條例、禁令，嚴懲犯案者。如雍正時規定，倉監督任滿後，由朝廷派人會同倉場侍郎檢查倉儲情況，對短少、氵邑爛者，“從重治罪”。
盡管清王朝采取了種種防範措施，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倉場中的貪官汙吏采取各種手法進行貪贓活動，時而隱蔽，時而猖狂，橫行於有清一代。清代倉場官吏的舞弊活動可謂無孔不入，但概括起來說，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麵：一方麵，在漕糧出納倉場之際，利用職權對交糧官丁和領俸官吏進行索賄；另一方麵，在轉運、保管之時，監守自盜。於是，在清代曆史上演出了無數幕貪贓枉法的鬧劇。
在倉場組織內，各級官員因掌握諸部門領導大權，所以他們大都能夠利用職權從事非法牟利活動。不過，由於他們不直接經手出納保管及轉運等具體事務，因此他們通常采取假手他人的辦法，指使、縱容屬員貪汙和索賄，然後坐享下屬“孝敬”，正因為如此，他們的貪財行為顯得較為隱蔽。綜合各種記載來看，每年接收漕糧之際，是官員貪贓活動最活躍之時。清朝建國後，原已繼承了明代倉場的陋習，即：各地漕船交糧時，附交一定比例的“茶果銀”，總數達數萬兩，用以津貼倉物大小官吏。但官僚們根本不滿足這些固定的收入，又分外巧取豪奪。他們利用對交納期限、漕糧成色以及數量的要求和規定，指使下屬肆意設置障礙，刁難交糧人員，以索取賄賂。清人指出：運丁有“抵通之苦”，苦在每辦理一道手續，便遭一番勒索。其中到倉場衙門、坐糧廳和戶部雲南司投文，每船須交十兩銀。一般由與官吏勾結的所謂“保家”（即當地劣紳地痞）轉交，“皆保家包送書辦，保家另索每船常例三兩”；當漕船過閘壩時，要向閘壩官吏納銀，所謂“委員舊規，伍長常例，上斛下蕩等費”，每船大約十餘兩銀；交糧入倉時，又要交納“倉官常例”，加上倉場其他部門的“種種需索”，每船還得納銀數十兩之多，可稱得上是雁過拔毛。若按每船交一百兩計算，全漕六七千隻船則要交六七十萬兩銀的“買路錢”。如果運糧者在任何一個關口拒交的話，則立即受到報複，如投文時不行賄的話，隨即便有吏役出票盤查，或押送取米，或押送過堂，“一票必費十餘金”。如在入倉時拒絕行賄，倉吏也尋種種借口，或拒不接收，或肆意加罰。於是，各地交糧官丁隻得屈服，備受勒索，這已成為倉場中不成文的陋習，而賄賂則被倉官庾吏視為禁臠。清人曾憤怒地說道：“勢要官胥視運軍為奇貨，誅求橫出，?剝日深。”有清一代，這一現象日益嚴重，即使在雍正年間嚴查陋規時，也未曾消失，如雍正所說：倉場官吏“勒索斛費，每船至三十金”。
胥吏在勒索到大量銀錢後，必須將絕大部分層層孝敬給官員，而官僚們則依據自己地位和職權的高低輕重，分別獲得相應的贓款。倉場侍郎謝啟光“貪圖影射”，於各關“濫差多人，需索加倍”，又指使下屬苛索漕船，“苦累運官交兌多費”，從而大獲暴利，一時“穢聲盈路”。坐糧廳因主管接收事務，所以收受的賄賂往往也多得驚人。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清廷整頓倉場時，發現坐糧廳赫芍色勒索受賄，一年可得四五萬兩銀，康熙頗含妒意地說：“赫芍色任坐糧廳十年，則已得四五十萬矣”。諸如此類等等。
在平時保管、轉運漕糧時，官僚們也不失時機地一方麵縱容胥吏貪汙，一方麵接受賄賂。如在嘉慶十四年（1809）的通州倉巨案中，西倉兩個監督當年從舞弊胥吏手裏分別獲得了2650吊和1000吊賄錢，這僅僅是案犯所供之數。類似記載，不絕於史。正如同治所說：此“乃積習相沿，踵而愈甚”。清末人對此曾有過惟妙惟肖的描述。
事實上，官僚是不會滿足於間接索賄這一條貪贓渠道的，他們也常常直接從事貪汙活動。有關這方麵的記載也不少見，如康熙四十四年，清廷便查出了一樁坐糧廳與諸倉監督合夥貪汙的大案。據記載，坐糧廳江□與諸倉監督對通州諸倉和通濟庫“積年侵蠹”，致使倉儲虧空糧食九十餘萬石及大量銀兩，數量相當驚人。又如，同治元年（1862），清廷稽查通州中倉時，發現短缺二萬五百餘石糧，這又是倉監督榮魁等官員與吏人貪贓所致。
如果說官僚的貪贓行為表現得比較隱匿的話，那麼胥吏的侵倉活動就表現得相當的公開，也更引人注意。他們利用具體經手之便，直接從事各種舞弊活動，在官員的縱容庇護下，他們的行動顯得相當大膽，甚至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正因為如此，倉吏也成為時論抨擊的主要對象，被稱之為“積棍”、“巨蠹”。胥吏侵倉的手段很多，其中在索賄方麵常用的手法有：其一，對交糧官丁挑剔米色，以成色不純相恐嚇；其二，有意量少，以數量不足來威脅；其三，故意拖延時間，以誤期相逼；其四，以積年掛欠為名，責令補賠等等。倉吏在獲得賄賂後，即使運丁所納糧食確有問題，也可順利入倉，或少受處罰。與此同時，當糧食出倉之際，他們又以多發米、發好米為誘餌，向領俸的官吏收賄。在貪汙方麵常用的手法有：其一，“偷梁換柱”，即偷盜倉中精米，然後以陳米填補；其二，私出“黑檔”，即以作廢米票私下冒領倉米；其三，“偷挖”，即在轉運過程中，尋機偷盜，等等。倉吏的上述活動，在清代官私記載中可謂連篇累牘、不勝枚舉。概括地說，索賄是倉吏最常用的、公開的手段，也是獲取非法收入的主要途徑。偷盜貪汙雖廣泛存在，但相對隱蔽，更多地表現在一部分倉吏身上。現整理出的嘉慶十四年通州倉舞弊案資料，可以突出地反映倉吏的侵倉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