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閱陝甘寧邊區稅收史料時，我看到了時任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1941年11月向邊區第二屆參議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及稅收的一段話，它讓我眼睛為之一亮。其表述是這樣的：“邊區的財政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取之有道，用之得當。”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幾十年的強化宣傳，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基本性質，不僅稅務工作者，而且各界納稅人都已耳熟能詳；但稅收要“取之有道，用之得當”，相比前者，無論宣傳力度還是各界知曉、認識的程度，顯然都差距很大。
個人認為，“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與“取之有道，用之得當”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前者關乎稅收的基本性質，後者關乎稅收征收和使用的基本程序和原則。而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使社會各界和納稅人完整準確認識稅收，理解稅收，自覺履行稅收義務，後者還是前者的前置條件。以往我們宣傳稅收存在的偏頗，或者說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大多數是因為缺了這個前置條件。
如今我們都知道了，市場經濟還是法治經濟。任何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活動都受到法律的保障。稅收是納稅人與政府之間的一種特殊的利益交換，納稅人以納稅的方式換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與物品，之所以說這種交換是特殊的，是因為它不是市場上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服務），而是表現為交換之間的無償性，政府提供的服務與產品在納稅前與納稅後都將持續供給，而且與納稅人納稅的數額在微觀上不呈同比例。正因為如此，政府在向納稅人征稅也就是進行利益交換之前，必須有一個前置條件，這個條件簡略地說就是“取之有道”。
何為“道”？查辭源，道的本義是“路”，引申為“方法”、“規律、事理”、“思想、學說”等。因此，取之有道，應該理解為征稅要有規矩，不能予取予收。
那麼，邊區政府征稅所依據的路徑與規矩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從兩方麵考察。一是民主社會政府治理的原則；二是邊區政府的財稅實踐。先說其一，自有稅收以來，古今中外各國政府征稅的依據無非是兩種：一種是專製統治者的意誌，其特征是無須征得納稅人的同意，想征多少就征多少，想怎麼征就怎麼征。另一種是必須征得作為稅收原初形態私有財產主人的納稅人的同意，通過代表人民意誌的法律來施行。前者是專製社會的征收之道，後者是民主社會的征收之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其目的就是改變專製的社會資源分配方式，改以民主的也就是大多數人同意的公平、公正的形式進行社會資源分配與再分配，這種形式在文本上的表現就是凝聚了大多數人民意願的法律。而這種法律是通過經由代表人民意願的立法機構（議會或人民代表大會等機構）討論通過付諸實施的。民主社會政府的稅收治理原則，一言以蔽之，就是稅收憲定主義也可說是稅收法律主義。
再說其二，從邊區政府的財稅治理實踐看，實際是遵循了民主社會的稅收治理原則的，自1940年邊區政府決定建立邊區稅務總局以後，主要的稅收法律都是經過邊區參議會討論通過的；同時，稅收收入的分配與使用（財政預算和執行）也是經由政府向參議會報告獲得批準執行的。這可以從邊區政府向曆屆參議會的工作報告中找到實證。
可以說，不論從上述哪個方麵考察，林伯渠主席所說的“道”，其內容都是很明確的，這就是稅收的征收由法律決定。這是取之於民的前置條件或者說是必須程序。
稅收一旦取之有道，那麼困擾稅收征收的許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因為無論征多征少，都是得到納稅人同意的，他們知道這是為了增進他們的公共福利必須付出的對價。反之，如果“取之無道”，那麼，即使政府將“用之於民”叫得山響，納稅人也很難認同，很難自覺履行義務。因為，沒有得到他們同意所要征收的稅收，僅僅是政府的一廂情願。而且政府作為他們利益的代理人，也沒有得到他們的同意，這就好像將自家的錢交給一個不認識、不相幹卻說能替他們謀利益的人使用一樣，納稅人怎麼能信任他們呢？
看來，我們在講“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時，還需要在前麵加一個前置詞“取之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