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是與國家一起誕生的。最初的稅收主要是田賦和力役，隨著手工業從農業中的分離和商業的發展，稅收的觸角也伸向了手工業和商業。在中國，周代就有“以九賦斂財賄”的製度，包括了土地、漁獵、礦冶財產以及商業、關卡收入等各個方麵；但在整個封建專製時代，無論中西，稅收以田賦和力役為主的狀況始終沒有改變，這是與這個階段財富創造的主要源泉在於土地的狀況相適應的。
1840年，以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標誌，世界各國或快或慢進入了工業化時代，來自工業產業的稅收開始取代田賦成為稅收的主體；而20世紀50年代以後，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的蓬勃發展，又使稅收多了一條源流，從而形成了當今世界各國稅源的雙主體，即工業和商業服務業（也即我們常說的二、三產業）。
從對曆史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稅收的來源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總是追蹤著經濟活動中最活躍的產業，以保證稅收的需求和財政的有效供給。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稅源的選擇也是與時俱進的。
之所以要勾勒世界稅源構成這一曆史發展背景，是因為在當今中國，對於現代的農業稅存廢之爭已經從理論家的書齋中走出，成為全社會尤其是農業、財稅工作者的熱門話題。
中國的農業稅（包括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契稅、耕地占用稅）目前（2003）年收入額約為410多億元，占稅收總額17000億元的2.4%，全部屬於地方收入，無論從農業稅占稅收的比例還是從全國9億農民的農業稅負擔率來看，農業稅都算不上高，何以農業稅仍然成為社會的熱門話題呢？
首先，農業作為第一產業與第二、三產業的工業、商業服務業相比，因為其資本的有機構成低，科技含量低，因此其進入的門檻也低，競爭度高，從而使其產品平均利潤不斷下降，在許多地方種植已無利可圖。
其次，中國的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使有可能獲利的擴大農產品種植規模在實踐中很難實現，在人均不到二畝地的條件限製下，資源無從重新配置，農產品的商品率很低，導致農民收入微薄，僅能維生，無從發展。
第三，社會對農產品的需求日益多元化，肉、蛋、奶、蔬菜在飲食結構中的增加不斷削弱著糧食的份額，同時經濟全球化也使農產品的來源多元化。所有這些都使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需求在總量上呈下降趨勢。
雖然還有第四、第五、第N個致因，但僅從以上致因中我們已經能夠看出，中國農業在現階段的頹勢很難改變，是一個亟須扶助，而不是再靠其為財政“造血”的產業，從中國幾千萬貧困人口基本分布在農村的狀況，就可以證明這一點。農業、農民、農村在為這個國度貢獻了幾千年之後，猶如一頭老牛，幾近精疲力竭，亟須休養生息。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農業稅雖然負擔不重，但相較農業困難的現狀，又不能不說它是一個負擔。
如此，是否還要向農民征收每年這400多億元的農業稅，就不能不成為決策部門考慮的問題。從財政角度看，農業稅的收入意義已經不大。中國的稅收平均年增長近2000億元，一些原先微不足道的稅種，如印花稅，由於股票交易的興旺，年稅收額達到20多億元；來自二、三產業的許多新興行業的稅收正在成為新的稅收增長點。農業稅與之相比，已經成為“雞肋”。使決策部門猶豫不決的因素主要在於觀念的障礙，因為農業稅是一個“化石級”古老稅種，一朝取消，對納稅人的心理影響會造成什麼反響殊難預料；並且由於中國東、西、南、北差距很大，並不是每個地方的農業都無利可圖，“牽一發，動全身”，不能不慎重考慮。此外，農業稅全部屬於地方特別是縣一級的收入，越是貧困縣，越是農業縣，農業稅占財政的比重越大，取消農業稅，勢必使這些地方本就捉襟見肘的財政雪上加霜，對此，決策者也不能不有所顧慮。
然而，當我們放眼世界時，就會發現許多西方發達國家，早已停征農業稅，而且每年給予農民不少補貼；即便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等，也已停征農業稅。這證明減少農業稅乃至取消農業稅是一個帶有世界趨勢的現象。
新陳代謝，夕陽落山後朝陽才能誕生，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也是稅源選擇應該遵循的規律，什麼叫與時俱進？這就叫與時俱進！
當然，取消農業稅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高興地看到，國務院在農村稅費改革中，繼取消工商稅中涉農的屠宰稅後，最近又提出要取消農業特產稅。我們應該看到這是改革農業稅的起點，而不是終點，在改革中必須做好相關的工作，比如對由此產生的財政缺口通過對新興工商業和高收入者的財產轉移開征新稅種來彌補，對農業縣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等。同時也應看到農民不納農業稅並不是徹底的不交稅了，而是對農民實行國民待遇，在農產品的流通、加工等環節仍然要交納工商各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