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一則消息引起了國際金融界和經濟界的關注，也引起了反全球化人士的熱烈反應。這則消息是：比利時議會通過法案，批準對外幣兌換交易征收“托賓稅”。比利時是歐盟成員，征收“托賓稅”還需經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所有成員國通過後才能正式生效，但比利時畢竟已是第一個批準“托賓稅”的國家。
所謂“托賓稅”是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教授詹姆士·托賓於1972年建議開征的金融交易稅，其目的是減少外彙彙率的非正常波動，遏製外彙市場投機。托賓是一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如同凱恩斯一樣，他也主張政府用宏觀調控工具，對經濟運行中的某些投機現象進行幹預。1971年美國尼克鬆政府實行浮動彙率機製，致使1944年布雷頓森林彙率協定（將美元與黃金固定在一起的固定彙率製，即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崩潰，從此投機性的而不是投資性的外彙交易大行其道，盡管當時其對國際金融穩定的衝擊還不像20多年後那樣巨大（例如20世紀90年代先後爆發的墨西哥、東南亞和俄羅斯的金融危機），但其負麵影響已經很明顯。因此，托賓建議對所有的外彙短期交易征收一筆不高的稅，目的是給“國際資金融通的輪盤裏摻點沙子”，使貨幣交易速度減慢，成本增加。征收的稅交給世界銀行，用來解決世界性的經濟問題。托賓認為，國際金融市場上每天有價值上萬億美元的外彙易手，其中隻有1%是真正用於商品和勞務貿易，其他都是用於投機。如果對每一筆外彙交易征收0.5%的稅，每年就可獲得幾千億美元的收益。這筆稅收不僅有利於發展中國家克服貧困，而且能夠限製外彙投機，避免貨幣危機。
西方經濟學家對待經濟發展一直存在兩種主張，一種是以亞當·斯密為鼻祖的古典自由主義學派，主張一切順應市場規律，讓“看不見的手”來解決各種經濟問題；一種是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凱恩斯學派主張通過政府幹預的手段，解決市場所不能解決的外部性問題。兩種主張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被政治家們在不同時期有選擇地采用或綜合使用，對於消弭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起了積極作用。“托賓稅”體現了後一種學派的主張。
托賓的建議像一杯老酒，雖然在當時有一定反響，但隻局限於學術層麵，但隨著時間推移，越往後影響越大，乃至到新世紀開始以後，托賓和“托賓稅”已經成為世界反全球化運動的精神領袖和行動綱領，“托賓稅”提出幾十年來，無論從學術上還是政治上都找不出反對托賓建議的認真論據，甚至一些銀行家也認為這項建議“在理論上無可非議”。
讚成者認為，托賓稅有兩個明顯的功效，一是可以抑製投機性的而不是投資性的外彙交易，據有關數據，目前世界金融市場每天的交易量高達1.5萬億美元，其中跟商品和服務有關的交易還占不到5%，而單純靠彙率波動和利率差別謀求暴利的竟高達95%。如此猛烈、不受約束的投機行為，必然給各個國家的預算、經濟計劃和資源配置造成混亂。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後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相繼爆發了由於投機性的外彙交易導致的金融危機以後，人們更認為托賓稅是化解金融危機的良方；被認為造成亞洲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美國“金融大鱷”索羅斯也說：“各國都有貨物稅，我認為國際金融交易也應該征稅，我無法確定托賓稅是否能降低貨幣市場的波動，但它確實可以降低貨幣的投機活動。”二是可以在全球範圍進行資本的再分配，把金融資本家的一部分資金轉移到幫助解決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問題上。德國經濟學教授耶爾格·胡夫施米特說“這是在華爾街上征稅，決不是在邁耶大街（德國平民住的街道）征稅。”在近年激烈反對全球化的非政府組織中，托賓被視為精神領袖，在反全球化組織的示威行動中，人們不斷提出征收“托賓稅”的要求。法國一個名為“攻擊”的反全球化組織把“托賓稅”作為其主要綱領，該組織的全稱“爭取開征托賓稅援助公民行動協會”，正是這一綱領的反映。該組織的副主席蘇珊說：“這種稅可以減緩投機行為，即與商品交換無關的直接用錢套錢的行為，它可以建立起一筆資金來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第三世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