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傑誠
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啟動年，也是我生命中的一個拐點，改革開放的年代總會有許多難忘的記憶，而對我個人來說，這一年最難忘的事有兩件：一件是中篇小說《劉誌丹少先隊》的再版發行。另一件是我與弟弟向《人民日報》寫信反映農村“窮過渡”，進而引起各級領導的重視並進行糾偏的經過。
《劉誌丹少先隊》是我20世紀50年代寫成的一部中篇小說，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發行，受到了少年兒童們的熱烈歡迎，曾被評為全國少年兒童優秀讀物並獲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這部書卻因涉及劉誌丹和習仲勳的內容而受到株連，我也被打成了“反黨黑作家”並受到了批判。
1976年10月，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進而開始了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1978年改革的春風，給中國帶來了生機勃勃的春意，萬物複蘇。文藝工作者高呼：“文藝的春天來了！”當《劉誌丹少先隊》解禁再版發生時，我在《後記》中記述了該書的寫作和平反經過。開篇首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就是我真實感情的表達。的確，那個年代每一位中國公民都會以一種激動的心情迎接著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
另一件事，是發生在我老家東劉村的。
1978年10月，我回老家看望二弟。他是生產隊的飼養員，原來生產隊養了十多頭秦川大黃牛，我回去時發現隻剩了五頭。我問原因，二弟心情沉重地說：“唉！光景不好過！如今正在搞過渡，說是向共產主義過渡，實際上富隊不敢富，窮隊等‘共產’，隊上把好幾頭牛都賣了。”在村子裏，我也看到有許多鄉親不勞動，閑溜達，等著“吃大鍋飯”。我感到問題的嚴重性，便與三弟劉興傑開始了調查研究。
東劉村大隊共有四個生產隊，向“大隊核算過渡”以後，富隊不幹，窮隊等“共產”。三夏大忙，麥子上場，老百姓卻沒有心思上場碾打。隊長急了，便派人又是蒸白饃又是炸油糕以此吸引社員參加碾場。誰知，精明的農民光吃油糕不幹活，磨洋工，麥子還是碾不下。搞得隊長焦頭爛額，哭笑不得。東劉村二隊的麥子一直碾到了秋收也沒有完，再加上連著幾天陰雨天氣，黴壞的麥子足有七八十石。更可怕的是大隊裏經費困難，連電費都交不起，引起的連鎖反應是電管部門停止供電，社員吃水磨麵都很困難。
我想，三弟劉興傑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以他的名義向有關方麵寫信或許更有說服力吧，於是，我和他一道合作寫成了一篇《看看“窮過渡”給我們造成的災難》一文，並以三弟的名義寄給有關報刊發表，因為事情敏感竟然沒有哪家報社敢登。但一種責任心驅使著我來到了北京，找到了《人民日報》社，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多歲的老編輯，他看了我提供的材料後說，這是個大問題，現在，全國許多地方都在搞“過渡”，聽說中央正在開會研究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讓我不要著急。此次北京之行，讓我嗅到了一股改革之風。
僅僅過去了三個月，到了1979年1月4日，《人民日報》便發表了《看看“窮過渡”給我們造成的災難》一文。在文中，這樣描述農村的“窮過渡”：去年春天，突然又刮來了“窮過渡”風，不顧客觀條件，不經群眾討論，強製我們這裏的生產隊搞“過渡”。這一“過渡”，帶來許多問題：富隊不幹了，窮隊等“共產”；給較好的隊加重征購任務，多勞不能多得；牲畜、農具大量損失，副業生產管理混亂；生產受到嚴重損失，社員生活無法保障。因此，我們建議：刹住這股“窮過渡”風，尊重社員的民主權利。
看到此文，中共陝西省委十分重視，便在1月10日的《陝西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文章：《一定要尊重社員的民主權利，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答複劉興傑同誌兼告各地、縣委》。1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文章：《陝西省委公開接受讀者批評——一定要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由於中央重視，全國各地很快地糾正了“窮過渡”風。
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全國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重要開端。1978年10月22日，在國內掀起“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解放熱浪之後，鄧小平出訪日本，參觀了幾家大公司。他感到中國的生產技術太落後了，而要同時齊步趕上去，不可能。回國後，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年底，美國《時代周刊》將鄧小平評為“《時代》年度人物”。其開篇之作的標題是：“新中國的夢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