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心理學研究克了許多新權，其中一個小杈是愚蠢學研究。我聽到這個資訊欣欣然，想象這個學術機構掛著一個閃光的銅牌：愚蠢學研究中心。而他們的名片上印著愚蠢學博士、愚蠢學協會理事與學科帶頭人。
我覺得早就應該開展愚蠢學研究，吾國大學也應該開設這樣的課程。如果說哲學——有一度被稱為聰明學——是研究人類怎樣避免愚蠢的話，愚蠢學則在研究人類是怎樣實施愚蠢的，包括愚蠢的種類、方式與心路曆程。
人類的曆史也可以說成是愚蠢史，委婉一些說，是智慧消解愚蠢的曆史。有一些愚蠢不能算是本真的愚蠢，跟時代相關，跟蒙昧有關。這往往是發生在過去的事情。比如，古代日本曾舉辦過放屁比賽，也可說放屁秀，誰的屁最長最響，將獲得一份獎品，像正大綜藝台上那些嘉賓一樣。還有16世紀的土耳其，任何喝咖啡的人被發現後將會被處死。富蘭克林在《窮查理》年鑒上發表避雷針的論文後，歐洲的婦女時興在帽子上裝一個避雷針，拖著地線。4世紀北非的多納特教派熱衷於殉教，他們攔住陌生人，請他們殺死自己。如果陌生人拒絕，他們將被殺死。1867年，俄國把阿拉斯加賣給了美國，獲利720萬美元，每英畝合2美分。1911年，美國人利奇乘坐一隻木桶，從尼亞加拉大瀑布上滑落下來，幾乎摔碎了身上所有的骨頭，但活了下來。次年，他去新西蘭演講，腳踩在香蕉皮上，摔傷致死。卡內基是美國鋼鐵大王，是當時最富有的人之一。晚年，他憎恨錢，一見到和聽到錢就生氣。一次，他在倫敦因為沒帶錢而無法購買車票，被從一輛電車上轟下去。18世紀的英國賭場雇有專人，他的職責是一有警察搜查就把骰子吞進肚裏。
這些事也許不算太蠢，隻是有些離奇。死在香蕉皮上的利奇更不能說蠢，他隻是運氣不好。研究愚蠢學的科學家們並不研究曆史上的蠢事。這些蠢事隨著曆史的演進自然地消失了。愚蠢學的研究方向，是判斷隨著科學的昌明，人為什麼依然不能避免做蠢事的規律。事實上，做蠢事是人類的專利，動物幾乎不做任何蠢事，它們還沒有聰明到做蠢事的階段，它們很少從事直接損害自己利益的事情。
像散文有大文化散文一樣，愚蠢也有大小之別。大愚蠢是時代的愚蠢，是千百萬人同心協力做一件蠢事，如大煉鋼鐵，如水稻密植到可以躺上去睡覺，如修長城，如喝紅茶菌，搞雞血、涼水、甩手療法。我在公園的灌木叢中看一幫人練沈昌功，錄音機傳出沈昌尖銳得如釘子劃破玻璃的喊聲：大腸！公園的練者附和：通！然後是小腸、結腸，練者喊“通”，包括前列腺、腦垂體。難道腦垂體還要通嗎？這個“療法”按身體解剖學的教程把各器官喊了一遍，練者跺腳、垂手，齊齊喊：通！於是就通了。雖然人體除了血管、氣管、尿道與大便之外並不一定要通，但他們一律通之。此時有小孩路過，高喊：蟲牙！練者也跟著喊：通！牙通了之後（中醫日散堅化結）會是什麼樣子呢？不清楚。時代的愚蠢是大愚蠢，以悲劇的樣式收場，它的成本是阻礙發展。小愚蠢則是個體的愚蠢。每個人都做過一些蠢事，做過一些讓人臉紅的、不堪回憶的、自己希望永遠忘記而別人說起來津津樂道的事情，如一場喜劇。人做蠢事的時候有什麼特征嗎？有。我以為至少有三條。一日堅決。人做蠢事時比做一件正確的事時要堅決得多。這時最聽不進別人的意見，最自信。從表麵上看，人做蠢事時的情態是莊重的，如領神示。正因為如此，當事情的結局顯示之後，人們被這種反差逗得哈哈大笑。做蠢事的第二個特征日心機。蠢事往往為聰明人專屬。一個人聰明到離譜的程度，就不願按老辦法辦事，要取別人得不到的利益。他們真的認為巧則奪天工，有誌者事必成。他們篤信“不怕辦不到，就怕想不到”，一遇機會，就辦蠢事。所謂離譜的“譜”是什麼呢？是客觀事實，是科學。我以為有許多人，包括知識分子，在內心深處並不真正地相信科學。他們腦子裏的科學比例，與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比如吃啥補啥、窗台擺一鏡子可以煞氣——相比，頂多占五成。他們也相信地球是圓的，月光是對日光的反射，但遇到什麼法輪功之類還是要信，對60年前的“花旗銀行債券”也信。如果說占便宜是幹蠢事的動機的話，迷信則是幹蠢事的理論基礎。愚蠢到來之際的第三項表現，日狂妄。一個人幹蠢事的時候無論堅決、莊重或是聰明過人，都離不開狂妄，或者說是綜合了堅決、莊重與聰明的狂妄。目前在看守所裏每日以頭撞牆的劉曉慶，上述幾條都具備無遺。她做秀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她什麼事體都諳熟於心，卻忘了天下還有一處監獄的所有。過於狂妄的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但“第一”是什麼？福事第一常常與禍事第一相聯，而幹蠢事的人都非常忙，沒工夫理清這些區別，於是一條道走到黑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