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篇篇讀著牟玲生同誌的《躬行集》。心潮起伏，感歎不已，我仿佛置身於一個省級領導者的心路曆程中，看到他的言談舉止，他的憂樂容貌，從字裏行間裏感受到一股無聲的暖流，滲入心間，感受到一種強大的人格力量，令我感動。人常說文如其人，果然是也。我覺得，站在我麵前的是一個樸素得再也不能樸素的人，他的實誠，他的睿智，他的平易，他的剛健，全都滲透在他的日常性格中，也體現在他激情回蕩的文論中。
從他洋洋灑灑的七十多篇政論中，我深感他是在實實在在地做學問，沒有浮誇矯飾，沒有官話套話，一切從實際考察出發，而後進行哲理的概括，真正做到了言之有物，語之成理，敘事鑿鑿，論之有道，而且都有自己新的發現和獨到的見解。無論從他對關中、陝北和陝南的屢次調查中，還是他對政治、經濟、科技致富和教育、文化、藝術的諸多論述中，都以自己的親身實踐為依托，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質規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達到了理論和實踐的和諧統一。因此，讀著他的講話和文章，隻覺言簡意賅，觀點明晰，既是有的放矢的，又是切中要害的，是實實在在的，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即如他在一九九三年發表在中央黨校《黨校論壇》的《調查研究與科學決策》一文，他認為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仍然需要深入社會生活，重視調查研究，尤其是論述了把調研成果轉化為領導機關決策的辯證關係，提高到調查研究的效率和領導水平的高度來認識，就是一篇有充分說服力的例證。
作為一個領導者，他在繁忙的日常事務中，特別重視深入群眾，注重調查研究，而且把實地考察擺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經常不分寒暑地上山下鄉，披星戴月地深入社會基層，無疑這是一個人民公仆最可寶貴的品質。在他看來，沒有調查研究就不會有發言權，沒有調查研究必然是空頭政治家，調查研究是領導決策的生命線。我曾經到過偏遠的陝北榆林地區，親耳聽到他深入毛烏素大沙漠考察沙區農業開發的故事。他拒絕高接遠送，而是輕車簡行，艱苦跋涉，不分白天黑夜，連續跑遍了七個縣十一個鄉鎮，與基層幹部、工人、農民促膝談心，親切如串親戚一般。經過多次實際考察和認真的思考，他寫出了長約萬言而不覺冗長的《正在崛起的綠洲農業》的調查報告，從具體分析到總體把握上，對四十年治沙經曆的曆史性轉變，到以愚公移山精神，改變沙區生態環境，建立綠洲農業係統和開發的幾條基本經驗，以及從建設沙區綠洲的戰略意義到走科技興農之路等，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他都進行了周密的研究，從小處著眼，大處落筆，從微觀到宏觀，高屋建瓴地全麵地論述了治理榆林北部風沙草灘的開發問題。這篇生動感人的調查報告，在榆林地區引起了很大反響，極大地鼓舞了治理沙區的民眾，而且有著切合實際的指導作用。
以唯物史觀看來，人的正
確思想從哪裏來，難道是從空中掉下來的麼？不，隻能也隻能從實踐中來。牟玲生深曉此理，因此他幹任何工作，都是親身躬行，從調查研究入手，並將第一手得來的素材，加以去粗取精，去偽求真，在理論上予以深化升華，得出必然的結論。他的這種工作方法和作風，貫穿在他所有的工作進程中，同時也反映在這部政論文集中。對於一些領導幹部高高在上，“電視上看尊容，廣播上聽指示，報紙上找行蹤”的現象，和“不管大會小會，都是台上台下，等級森嚴，領導與群眾截然分開”，以及“領導幹部下鄉，往往級級陪同，前呼後擁，有時人還沒下去，一個電話，下邊就忙得團團轉”等等弊病，他認為這是無端“騷擾”，是和共產黨人格格不入的官僚作風。為此，他大聲疾呼，發出了令人震撼的《領導幹部要衝出“圍城”》（載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的聲音。何等的風骨，何等的氣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