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鄴下諺雲‘博士買驢,書卷三紙,未有驢字’”。這句話出自《顏氏家訓》。如果這位南北朝時期的博士官,有興趣寫小說的話,一定會得到現代派和新銳的評價。買一頭驢,立字契,洋洋灑灑,寫了三大篇紙,硬是沒有接觸到這篇作品的主題——那頭正在牲口市裏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驢。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時下的先鋒作家望洋興歎,自愧弗如的。
提起顏之推的這部《家訓》,和朱柏廬“黎明即起,打掃庭除”的《治家格言》,應該說是同一範疇的家庭教育讀物。中國人一向重視家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認為這是一個應該維係緊密的集體。反之,則視為不正常。西方社會不這樣看,兒女長大成人,勞燕分飛,各自東西。你不養我,我也不養你,屬於天經地義。所以,我們常常在報紙上看到美國的老頭、老太太,孤獨淒涼地死在自己的公寓裏,很長時間不會被人發現,直到屍臭從門縫傳出來,鄰居才會去報警,張愛玲最後就是這樣結果的。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國內度過的,這種悲劇大概就不會發生了。
在儒家哲學體係裏,家和國,是等同物,不過大小之分罷了。無國則無家,這才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豪情壯誌;有家才有國,“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舊時的中國男人,從小讀《四書》時,就要立下的抱負。若是父母死在閣樓上,樓下還在打麻將,這種人連個家都齊不了,焉談治國?所以,古人視家庭為國家的細胞,國有國規,家有家訓,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訓”這一類書。
這部《顏氏家訓》,與朱柏廬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文化品位,超越了實用意義。本來作為維係家族傳統精神,對家庭成員進行自我約束用的規勸文本,由於觸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會、風俗等諸多狀況,因而具有獨特的價值。琅琊顏氏是大族,從晉代起,就是很負聲望的高門,也是少數沒有沾染魏晉玄風,還保持著傳統經學的貴族門第。顏子推本人,初仕於南梁,再俘於北周,後逃於北齊,一直活到隋代。因此,這個家族輾轉遷移的曆史,是研究南北朝時期人文情況、生存狀態、社會背景、時代風貌的一部很有用的書籍。
由於這樣的家風,顏子推自然是那種比較正經,也比較傳統的士大夫,即使不那麼正襟危坐的話,但與他同時代的那些尚通脫,好黃老,喜玄談,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究竟正經太多了些。所以,他在這部很正統的著作中,對於古往今來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著重在為文以外的人品方麵,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於是,他點了一大串名,用來告誡他的子孫們,要汲取經驗教訓,好好作文的同時,更要好好做人。幸好,他隻是用心良苦的家長,而不是手握權柄的官長,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準備了。
他說:“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馬季常佞媚獲誚;蔡伯諧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裏;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粗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謐,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淩物凶終;陸機犯順履險;潘嶽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亂紀……”
按他的這個邏輯,一部上古文學史,幾乎是洪洞縣裏無好人了。
應該看到,顏之推這種比較偏激的評價,是對自魏晉以來那些以放達自命,不修邊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們的否定。琅琊顏氏當然是沿續東漢的馬融、鄭玄的經學傳統,推崇儒術,埋頭學問;但從曹魏時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願意鑽牛角尖,做老雕蟲,而是走出傳統,反對禮教,崇尚性靈,追求自我。越不為世所容的行徑,越不為人所接受的奇談怪論,越成為他們浪漫的目標。風氣所及,一個個身體力行,甚至在家裏連褲子都不穿,一醉三個月不醒,服用那種絕對是屬於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塗脂抹粉為榮……諸如此類的表演,比之現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調、做鬼臉的文壇新秀,不知風流放蕩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