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鄴下諺雲‘博士買驢，書卷三紙，未有驢字’”。這句話出自《顏氏家訓》。如果這位南北朝時期的博士官，有興趣寫小說的話，一定會得到現代派和新銳的評價。買一頭驢，立字契，洋洋灑灑，寫了三大篇紙，硬是沒有接觸到這篇作品的主題——那頭正在牲口市裏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驢。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時下的先鋒作家望洋興歎，自愧弗如的。
提起顏之推的這部《家訓》，和朱柏廬“黎明即起，打掃庭除”的《治家格言》，應該說是同一範疇的家庭教育讀物。中國人一向重視家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認為這是一個應該維係緊密的集體。反之，則視為不正常。西方社會不這樣看，兒女長大成人，勞燕分飛，各自東西。你不養我，我也不養你，屬於天經地義。所以，我們常常在報紙上看到美國的老頭、老太太，孤獨淒涼地死在自己的公寓裏，很長時間不會被人發現，直到屍臭從門縫傳出來，鄰居才會去報警，張愛玲最後就是這樣結果的。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國內度過的，這種悲劇大概就不會發生了。
在儒家哲學體係裏，家和國，是等同物，不過大小之分罷了。無國則無家，這才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豪情壯誌；有家才有國，“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舊時的中國男人，從小讀《四書》時，就要立下的抱負。若是父母死在閣樓上，樓下還在打麻將，這種人連個家都齊不了，焉談治國？所以，古人視家庭為國家的細胞，國有國規，家有家訓，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訓”這一類書。
這部《顏氏家訓》，與朱柏廬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文化品位，超越了實用意義。本來作為維係家族傳統精神，對家庭成員進行自我約束用的規勸文本，由於觸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會、風俗等諸多狀況，因而具有獨特的價值。琅琊顏氏是大族，從晉代起，就是很負聲望的高門，也是少數沒有沾染魏晉玄風，還保持著傳統經學的貴族門第。顏子推本人，初仕於南梁，再俘於北周，後逃於北齊，一直活到隋代。因此，這個家族輾轉遷移的曆史，是研究南北朝時期人文情況、生存狀態、社會背景、時代風貌的一部很有用的書籍。
由於這樣的家風，顏子推自然是那種比較正經，也比較傳統的士大夫，即使不那麼正襟危坐的話，但與他同時代的那些尚通脫，好黃老，喜玄談，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究竟正經太多了些。所以，他在這部很正統的著作中，對於古往今來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著重在為文以外的人品方麵，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於是，他點了一大串名，用來告誡他的子孫們，要汲取經驗教訓，好好作文的同時，更要好好做人。幸好，他隻是用心良苦的家長，而不是手握權柄的官長，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準備了。
他說：“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馬季常佞媚獲誚；蔡伯諧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裏；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粗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謐，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淩物凶終；陸機犯順履險；潘嶽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亂紀……”
按他的這個邏輯，一部上古文學史，幾乎是洪洞縣裏無好人了。
應該看到，顏之推這種比較偏激的評價，是對自魏晉以來那些以放達自命，不修邊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們的否定。琅琊顏氏當然是沿續東漢的馬融、鄭玄的經學傳統，推崇儒術，埋頭學問；但從曹魏時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願意鑽牛角尖，做老雕蟲，而是走出傳統，反對禮教，崇尚性靈，追求自我。越不為世所容的行徑，越不為人所接受的奇談怪論，越成為他們浪漫的目標。風氣所及，一個個身體力行，甚至在家裏連褲子都不穿，一醉三個月不醒，服用那種絕對是屬於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塗脂抹粉為榮……諸如此類的表演，比之現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調、做鬼臉的文壇新秀，不知風流放蕩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