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做客馬來西亞，參加《星洲日報》花蹤文學營的活動。
其中在檳榔嶼逗留了兩天，那是一座很有中國味的熱帶城市，和廣東、福建的建築格式，幾乎沒有什麼差別。所以，在城裏走來走去，毫無“身在異鄉為異客”的感覺。
在一次與文學愛好者的交流會上，一位本地的中年人，我想他可能是位教師，站起來侃侃而談，說到清末民初的那位文化怪人辜鴻銘，就出生於馬來西亞這個海濱城市時，很為之自豪。雖然，他在當他的滿清進士時，做兩湖總督張之洞的幕賓時，籍貫都寫的是福建廈門同安，其實那是他的祖籍。他出生在檳城，八九歲就到英國讀書去了，還曾到德，法，意，奧諸國遊曆求學，然後才學成歸國，再從頭投入儒學的懷抱。他和大部分學有所成的中國人不同，先在國內奠定深厚的學養基礎，然後到國外再充實自己。大概人是有一種喜新厭舊的趨向，對於先前耳熟能詳的一切，常常會被後來才了解的事物的新鮮感所壓倒，所以，辜老先生與那些到了外國以後盛讚月亮也是外國的圓，而對中國則視之若敝屣的假洋鬼子不一樣，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表現出強烈的尊崇。
那次檳城演講會上，提到這位名人時，上了年紀的聽眾，還略有回應，而很多與會的年青男女，對辜鴻銘三字，表現出耳生的神態。估計，在我們這裏的青年人，對這位曾經與俄國托爾斯泰通過信，曾經是印度泰戈爾的朋友，曾經被英國毛姆虔誠地表示過敬意的大學者，知之者也不多了。
然而，他的名字曾經很響亮過的，至少他的怪癖，使他成為在本世紀一二十年代，京師轟動，舉國側目的一位人物。他用英文寫成的《中國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書，對於西方世界，產生的反響，其熱烈程度，還沒有一個其他的中國文化人，可以相比擬。羅曼·羅蘭說他“在西方是很為有名的”，勃蘭兌斯說他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可見評價之高。於是，在那個有點暖雨，有點熱風，但一會兒又雨住風停，月明星稀的南洋之夜，主人陪著我轉悠在檳榔嶼的港灣曲巷，灘塗木屋，舊街老店，廟宇祠堂之間，想探究與這位名流相關的遺址殘跡。真遺憾啊，滄海桑田，黃鶴已飛，除他的名字外，這個城市裏再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跡了。
知道辜鴻銘這個名字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那根在民國以後的北平知識界中，堪稱獨一無二的辮子，那是辜鴻銘最明顯的標誌。連為他拉洋車的車夫劉二，也和他一樣，拖著西方人嘲之為豬尾巴的辮子。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第一個成就，便是全中國的男人頭頂上那個辮子，一夜之間，剪光推淨，獨他卻偏偏留起來，自鳴得意。他在清廷，算是搞洋務的，按說是維新一派，但皇帝沒了，竟比遺老還要遺老，這也隻有他才能做出的怪異行徑。那時的他，戴瓜皮帽，穿方馬褂，頂紅纓辮，穿雙臉鞋，踱四方步，出入北大校園，在紅樓的課堂上，大講英國詩，據說是當時的京城一景。
他在北大教書，學期開始的第一堂，叫學生翻開Page one（第一頁），到學期結束，老先生走上講台，還是Page one。書本對他來講，是有也可，無也可的，他講授英國詩，列舉詩人作品，脫口而出，不假思索，如翻開詩集對照，一句也不會錯的，其記憶力之驚人，使所有人，包括反對他的，也不得不折服。據女作家淩淑華回憶，辜鴻銘到了晚年，還能一字不移地當眾背出上千行密爾頓的《失樂園》，證明他確實有著非凡的天才。
在課堂上的他，揮灑自如，海闊天空，旁征博引，東南西北，那長袍馬褂的樣子，不免滑稽突梯，但他的學問卻是使人敬佩的。他講課時，幽默詼諧，淋漓盡致，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用中文來回答英文問題，用英文來回答中文之問，間或又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學識之淵博，閱曆之廣泛，見解之獨到，議論之鋒銳，令問者隻有瞠目結舌而已。因此，他的課極為叫座，課室裏總是擠坐得滿滿的。
他有許多幽默，也傳誦一時，譬如：一位外國太太反對他讚成納妾的主張，問他，既然你辜先生認為一個男人，可以娶四個太太，那麼一個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四個丈夫呢？這個拖小辮子的老頭子對她說，尊敬的夫人，隻有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沒有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的道理。譬如：他說蔡元培做了前清的翰林以後，就革命，一直到民國成立，到今天，還在革命，這很了不起。他說他自己，從給張之洞做幕僚以後，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現在，還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的。因此，在中國，他說，就他們兩個人堪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