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為回應世界現代化浪潮的挑戰，曾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種種努力。但是，無論是在晚清王朝、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多少仁人誌士對現代化的苦苦追求，都成了一個又一個幻滅了的夢。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是中國現代化曆程中標誌性的曆史階段。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在肩負起實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曆史重任之後，用自己對民族和國家的忠誠，以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把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屢成泡影的現代化理想，推進到一個嶄新的境地，即在實現民族獨立並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這個曆史前提下，自覺地走上實施現代化的現實征程，並在這個實踐過程中探索走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這是一個對現代化內涵認識逐步深化的過程，是一個對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內在矛盾的艱辛探索和逐步解決的過程，也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燦爛前景逐步實現的過程。
近代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現代化必須以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的實現為前提條件。正如毛澤東早就指出的那樣，“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
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結束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曆史，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通向現代化創造了先決條件和現實的道路。建國以後，他又領導中國人民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曆史上第一次消滅了剝削階級，在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這就大大解放了生產力，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提出並確立了中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在建國之後，這個戰略目標的內涵，經曆了一個從“國家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再到全麵現代化的逐步深化和拓展的認識演變過程。
1.國家工業化目標的宣示與起步
早在1944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為陝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舉行的招待會上就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有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須工業化。我們共產黨員是要努力於中國的工業化的。對於經濟工作，尤其是工業，我們還不太懂，可是這一門又是決定一切的，是決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這一切東西的，是決定社會變化的。因此，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應該學習經濟工作，其中許多人應該學習工業技術。“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得別的什麼有益的工作，對於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隻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當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1945年4，在黨的“七大”製定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綱領中，提出了“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的著名論斷，並把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的近代化”作為黨和人民的奮鬥目標。到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地提出，革命勝利後，必須穩步地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建國頭三年，職工共產黨為了恢複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百孔千瘡的的民經濟，付出了艱苦的努力，使工農業總產值超過了曆史最高水平。這就為實現國家工業化作了必要的準備。1952年底，毛澤東在醞釀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時，將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同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作為黨在整個過渡時期的總任務。
從1953年起，我國進入以奠定工業化基礎為基本任務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製定和“一五”計劃的實施，是中國工業化的起步。“一五”計劃把實現國家工業化作為新中國建立以後現實的奮鬥目標並通過切實可行的計劃付諸實施。“一五”計劃確定以優先發展重工業、建立獨立的工業體係，作為中國工業化的戰略起點。這一方針的製定，在當時是有其客觀依據的。一方麵，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告訴我們，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實現擴大再生產，要求生產資料生產的優先增長；另一方麵，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一開始就遇到來自己實現工業化國家的壓力和挑戰，在這種情勢下，不優先發展重工業業，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工業基礎薄弱，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困難局麵，勢必既難以頂住外部的壓力，而國內各項建設事業也無法在現代技術基礎上求得發展。“一五”計劃執行的結果，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56.7%。重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在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適當安排了農業、輕工業和其他事業的發展，並取得了重大成就。這就為中國的工業化創造了良好的開端並積累了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