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又論述了黨的對外開放的主張，他說：“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的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並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係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會議上，毛澤東更加明確地提出，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對於外僑在中國的權益，要加以保護。
綜上可知，在革命戰爭年代，在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上，毛澤東就是明確反對自我封閉，主張對外開放的。雖然毛澤東這時還沒有提出對外開放這一概念，但他所涉及的對外開放的內涵和原則是明晰的，從而為新中國的對外交往奠立了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
2.新中國成立後對外開放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多方位、多層次地擴大對外交往格局的形成
新中國成立伊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采取敵視的立場，實行禁運封鎖政策。這正如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寫的《“友誼”，還是侵略？》一文所揭露的；“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著，第一個神聖的原則在那裏‘依然維持’著。其餘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後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毛澤東十分注意從實際出發，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巧妙地結合起來，發展和擴大對外交往與合作關係，盡可能地為新中國的建設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著眼於新中國建設的需要，致力於發展和不同社會製度國家的往來，這是毛澤東擴大對外交往的一個重要思想。新中國成立後，在同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民主國家以及一些民族獨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後不久，就在英國、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和荷蘭等資本主義國家承認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分別同這些國家建立了不同級別的外交關係，同時還盡最大可能地與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和地區發展經濟關係。對於後者，毛澤東也給予了充分的重視，他在1949年12月訪蘇期間，曾兩次就對外貿易問題致電中央，提出要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在蘇聯是第一位的情況下，要準備和波、捷、民德、日、美等國做生意，還特別提出注意統籌蘇、波、捷、民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緬、越、羅、澳、加、日、美各國在1950年全年出生人口的種類及數量。當時，我國同西方國家政府間經濟合作難以實現，我們采取“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西方不肯投資，就設立華僑投資公司，吸引僑資。1953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糾正“技術一邊倒”錯誤口號的指示，指出技術問題不同於政治問題，不存在階級和陣營的區別，“在技術上並不存在不是倒向這邊就是倒向那邊的問題”。學習蘇聯，但“並不排斥可以吸收資本主義國家中技術上某些好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同時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采取靈活的策略，以打開同西方國家友好往來和經濟合作的局麵。由上可見，建國後毛澤東仍然是十分重視發展對外往來的，他著眼於新中國建設的需要，致力於發展同不同社會製度國家的往來。
但是，新中國發展與不同社會製度國家之間的往來麵臨著重重障礙，障礙來自美國在一個長時期內堅持敵視新中國的政策。在當時政治格局下，美國的這種對華政策在西方起了惡劣的帶頭作用。為了打破美國的封鎖，毛澤東以他高超的鬥爭藝術，在首先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國家和民族獨立國家合作關係的同時，對西方世界則靈活而巧妙地把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政治與經濟、官方與民間，加以區別對待，多渠道、多層次地發展和擴大對外往來。這樣，使新中國贏得越來越多的朋友，同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了不同層次的合作關係，有力地打擊了美國政府的對華封鎖政策。毛澤東這種廣泛的國際合作、對外開放的思想，正如他在1954年8月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的談話中所表示的：“一要和平，二要通商”，是我們發展與不同社會製度國家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他說：“我們和你們也可以合作”，我們這類國家，主要依靠國內市場，而不國外市場。“這並不是說不要國外聯係，不做生意。不，需要聯係，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表達了願意同包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封建王國在內的一切國家和平共處，在經濟上政治上合作的願望。
盡管由於美國奉行對華門戶封鎖政策，導致了中美關係長達二十餘年的非正常狀態，但在這漫長的過程中，毛澤東仍采取積極的步驟以期實現中美之間政治經濟交往的正常化。他深刻了解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意義。早在建國之前，當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南京的時候，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仍留在這裏並試圖與我方接觸，毛澤東、周恩來等對美方的這個信息是重視的，當時即派黃華以南京軍管會外國僑民事務處處長的身份與司徒雷登會晤，表達了我們希望美國從此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改變對華政策，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建立中美關係的願望，並歡迎他按慣例北上參加燕京大學畢業典禮和過生日。但是，當時的美國政府仍然堅持敵視中國共產黨的立場，致使這次微弱的聯係很快便被其掐斷了。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對新中國實行的政治上孤立、軍事上包圍和經濟上封鎖，並且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變本加厲。麵對這一險惡的情勢，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以大無畏的精神作出了擾美援朝的英明決策，同時，又對國際形勢及其走向作了縝密而冷靜的分析。1951年1月，毛澤東在中央關於對朝鮮戰爭宣傳應注意之點的電報稿上，刪去了原有的“帝國主義發動世界戰爭的狂妄打算已遭受嚴重的打擊”這句話，並在旁邊加了一句批語：“美國並沒有準備在目前發動世界戰爭。”這個判斷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它對於我們黨對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國際問題的決策是有重要意義的。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之後，毛澤東就開始考慮與美國緩和關係，並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作了許多努力。1954年1月，毛澤東就通過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談話透露了這個信息，他表示，我們也願意同美國合作，隻要美國願意。後來經過中國政府的努力和許多國家的促進，從1955年8月開始，中美兩國先後在日內瓦和華沙舉行大使級代表會談，結束了中美雙方不接觸的局麵。這次會談前後延續了15年之久，雖然沒有在實質性問題上取得任何進展，但在中美關係非正常化的情況下，為兩國開辟了保持某種接觸和溝通意見的渠道，仍然是有意義的。
這時毛澤東注重發展新中國的對外往來，反映了他的對外開放思想。他不僅認為要廣泛發展同時各國的政治經濟合作，而且明確提出要學習外國的長處。在他看來，向外國學習，不僅要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而且也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不僅要學習他們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且要研究和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文化方麵的一切有用東西。1954年，在我國製定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的過程中，毛澤東就研究了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各國憲法，並要求政治局委員和在京中央委員“抽暇閱看”，而指定閱看的內容就包括“法國一九四六年憲法”，並特別注明它“可代表較進步較究整的資產階級內閣製憲法”。他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開始搞起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曆史上沒有地位。”當時周恩來也指出，作為剝削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製度我們不能學，但是，“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麵來發現問題”。1956年，當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問題被揭露出來後，毛澤東就曾指出：“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這裏，就包含著對社會主義國家領導製度存在的弊端和借鑒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深沉思考。
值得特別指出的，毛澤東對於學習外國、擴大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思考，在1956年以後，就成為他提出要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一曆史性任務的一個重要方麵。19年是新中國曆史發展的關鍵的一年，又是國際上風雲驟起的多事之秋。毛澤東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教訓為鑒戒，深刻論述了我國政治經濟等方麵的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他從指導思想的高度上談到了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他指出：“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台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他強調，任何國家和民主總是有優點和缺點，任何時候都不能隻提一點，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如果隻說一點不說兩點，就叫隻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要放下架子，拿出勇氣；敢於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他特別指出，即使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還要堅持革命立場，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一萬年都要學習。因此，“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他還明確提出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他提出，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在這裏，實際是把對外開放作為一個重要的方針提了出來。此後，毛澤東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雖然經曆了嚴重的曲折和失誤，但在這方麵還是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如在這一年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他就提出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並在設想可以開一些私營工廠的同時，還可以允許境外投資，華僑投資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他在1956年一次聽取彙報時專門談到派留學生出國學習問題，他說：一切國家的先進經驗都要學。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隻要他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嘛！他還教育大家不要守舊，拒絕接受外國先進的東西，他風趣地說：“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輪船代替？為什麼人們不喜歡舊茅廁，要有抽水馬桶？飛機、汽車、坦克哪一樣是民族形式？這是說，要提倡進步，反對保守。”1964年6月，國家經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參照美、英、法、日等國的經驗，在一部分工業、交通企業中試辦托拉斯，取得初步成效。60年代初期，蘇聯單方麵撤走專家，中斷經濟援助，給我國經濟建設造成嚴重困難。這期間，毛澤東曾考慮擴大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問題。他曾對法國議員代表團說：“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還是可以合作。”“使兩國間在商業上、在文化上互相往來。希望你們把什麼禁運戰略物資也反掉。”我說，總有一天會災破這個缺口。他提出，我考慮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山，向他們學技術。1965年9月30日，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來賓，當客人談到現代科學技術已經不為帝國主義所壟斷時，他高興地說：是嘛。全部開放，全部交流，不要壟斷。這雖然是具體指科學技術而言的，但同樣表達了他的世界應當是開放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