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我們得出一個明晰的基本結論，毛澤東對外開放的思想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內涵，他目光遠大、思想深邃，作為一位中國必須走向世界的積極倡導者，在對外開放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以及應遵循的方針政策等方麵，都為今天的全麵開放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這一點上說，決不是如有些人所指責的是什麼閉關鎖國者。但也應當看到，他的這些積極的有益的探索，卻未能完全在實踐中貫徹始終，而他晚年的錯誤又在某種程度上延誤了我國對外開放的進程。這種曆史的矛盾現象，隻有從對曆史的全麵把握中方能得到正確的解答，離開了具體曆史務件是不能作出正確判斷的；何況有時真理與謬誤之間也僅有一步之遙。
新中國對外開放的願望，包括同西方國家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的交往與合作，是真誠的。但它的實現並不完全取決於這種願望的主體，而是需要能夠與之呼應的客體；要有必要的國際環境。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政府便把人民共和國視作“一個‘邪惡的’非法的政權”，悍然宣布“美國決不要承認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與此相反，美國必須創造種種條件，促使這個政府垮台”。他們還斷定：“共產主義理論同中國具體現實之間第一個衝突，大概會具體在經濟領域中產生”，“正是對華經濟關係領域中美國具有對付中共政權最有效的武器。”如前所述，當中共中央派黃華以南京市軍管會外國僑民事務處處長的身份與司徒雷登接觸的過程中，中央曾指示黃華：對於傅涇波（司徒雷登的秘書）所提司徒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而美國決策者基於上述考慮，掐斷珂中美之間的一切聯係。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悍然宣布管製中國在美全部公私財產，並禁止在美注冊船隻開往中國。1951年5月又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提案，脅迫其他國參與對我國的全麵經濟封鎖。而美國會還通過“巴特爾法案”，竟以停止美援來挾持受援國對中國實行禁運。1952年9月，美國又操縱“巴黎統籌委員會增設”中國委員會以作為執行對華禁運的專門機構；它所確定的對華禁運項目竟達500種以上。1956年，美國政府還頒布不許美國人訪問中國的禁令。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70年代才開始鬆動，前後達20多年之久。還應該看到，從60年代初開始，原蘇共領導人把中蘇兩黨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上，單方麵中斷合作，撤走專家；脅迫東歐國家也斷絕對華往來，這使我國向蘇聯和東歐國家開放的大門也被堵死了。這正如鄧小平所說：毛澤東同誌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這是符合曆史實際的一個基本方麵。
誠然，毛澤東晚年的思想開始離開他自己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加上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重大勝利之後，驕傲的情緒也開始滋長起來，這就使得在路線和政策上“左”的傾向日益發展。同時，也由於毛澤東對外部世界的感性認識不夠充分，特別是對70年代以來世界發展中的新情況，新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以及世界濟整體性的加強，等等，還缺乏深刻的認識和相應的對策研究。這不能不使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有著一定的曆史局限性，還沒有把對外開放看作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重要條件和巨大動力。而在“左”的思想影響下，誇大了主觀的能動性，片麵地強調自力更生，使原來一些正確的思想沒能堅持下來，甚至出現了實踐與理論脫軌的現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夥則把這種“左”的錯誤推向了極端，出現了所謂“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一類的笑話。這些自然對我國的對外交往和合作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但應當指出，在“文化大革命”這樣極為嚴重的全局性錯誤中，毛澤東在對外關係的指導思想上沒有改變，並且注意糾正在這方麵出現的極“左”思潮和做法。鄧小平曾正確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如前所述，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毛澤東根據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敏銳而果敢地抓住時機，打破了二十多年中美關係的僵持狀態，迎來了我國第二次建交高潮。與此同時，中國對外貿易也隨之迅速發展，而且70年代還出現了我國第二次引進高潮。這表明，新中國的大門是從外麵被關閉的，當方國家鬆動、開啟之後，中國方麵的對外開放是不會有障礙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使之成為一項更加自覺的、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