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俊
（西北政法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
科學發展觀是以胡錦濤同誌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對時代問題、中國國情、馬克思主義和世界發展經驗的整合與吸納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全新的社會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它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在當代中國的創新，也是對鄧小平發展觀的進一步深化。毫無疑問，科學發展觀是為解決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所遇到的問題而提出的，是有關中國發展問題的理論表達和戰略思想。但是，這樣一種發展觀又具有普世意義。它對解決當代全球人類共同麵臨的生存危機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它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它所蘊涵的基本價值精神和價值理念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和潮流，反映了當代全球人類共同理想和美好願景，能夠被全球人類普遍認同和遵循。
一、科學發展觀對解決當代全球人類共同麵臨的生存危機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科學發展觀是當代中國麵對自身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和遭遇的困境而提出的新的社會發展理念，是對改革開放30年來發展經驗的總結和反思的結果。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這主要表現在，我國經濟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長，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毋庸諱言，在改革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問題，諸如貧富差距拉大、城鄉差別擴大、社會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地區和產業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生態環境惡化和資源嚴重短缺、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滋生蔓延、人的信仰危機和價值迷失、生活世界與精神世界扭曲等等。這些問題的出現導致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心靈關係的日趨緊張，從而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如果任由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就會最終導致社會動蕩和發展停滯。正是針對當前中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上述問題和麵臨的嚴峻現實，黨的新一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銳意進取，適時地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明了正確的科學的發展方向。
顯而易見，科學發展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是我國在新的社會發展形勢下，針對我們具體的國情和社會發展問題，在當代中國麵臨生存危機的現實背景中提出來的。但是，因為生存危機問題是我們時代世界各國所麵對的共同問題，這就使得科學發展觀理論本身具有廣泛的世界意義。
毫無疑問，生存危機是當代全球人類共同遭遇的問題。而導致這種人類生存危機的根本原因，就是西方工業文明以來形成和盛行的傳統社會發展觀，這種發展觀可以歸為“經濟主義發展觀”，即把“經濟增長”作為發展的唯一目標，而發展經濟的唯一目標是經濟GDP的增長，或者把GDP的增長作為評判發展的首要甚至唯一標準。經濟主義發展觀在理論上貫穿著一種“基本假定”，那就是“經濟增長無限論”和“資源無限論”的“假定”，並在這種“假定”當中謀求人類的發展和進步。然而，大自然實際上能夠為人類生存所提供自然資源的數量卻是“有限”的。“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形成的關於世界經濟增長問題的調查報告——《增長的極限》已經給人類社會的傳統發展模式敲響了第一聲警鍾，它已經使我們認識到地球的有限性以及以現有速度開發資源的不可持續性。
傳統發展觀的嚴重後果，就是激發了人的無限感性欲望，把人類引向對大自然的無節製的開發，從而導致有限自然資源的迅速消耗乃至枯竭和生態平衡的破壞，使人類整體麵臨日益嚴重的生存危機。正如克利考特所說的那樣，“從經濟主義的發展眼光來看，隻管毫無區別地使用GDP一類的累積指標來衡量所有市場交易過程的好壞，而不管它們是生產性的還是非生產性的或是破壞性的。不分青紅皂白地開掘自然資源來增加GDP，這就好像一群病人拚命濫用藥物和醫療設施一樣，藥量和費用在不斷增加，但病人健康狀況改善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道路的擴張，這種發展觀仍然在當今人類生活中大肆流行，世界各國政府基本都確立了這種經濟增長的發展道路。因此，當代人類所麵對的這一生存困境就越發嚴峻。西方學者對這種生存困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剖析，並形成了很有影響的著作，比如美國學者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艾倫·杜寧的《多少算夠》等等。這些著作都反映了一個問題，即：當代全球共同麵對的最大生存問題是生存危機。這個共同的問題迫使我們應該共同來思考人類社會的發展問題。因為發展問題現在已經遠遠地超出了個別國家和民族內部的限製，拓展到世界範圍。
事實上，我們不難看出，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以及麵臨的危機與當今全球人類麵臨的生存危機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它也是傳統的“經濟主義發展觀”的“後果”。因此，中國政府為解決自身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危機而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發展理論，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二、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
科學發展觀為中國未來的社會發展構建了一種合理可行的“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可概括為：以“以人為本”為發展的價值導向，以“和諧社會”為發展目標，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發展的核心動力，以“全麵、協調、可持續”為發展道路。這一發展模式是在總結中國以往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所形成的，體現了對我國發展特征和發展態勢的準確把握，對發展道路的正確選擇。同時又以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為借鑒，包含著對世界性發展問題的回應。因此這一模式和道路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適性。